这是一首情韵别致的送别诗,一首贬谪者之歌。王八员外被贬长沙,因事谪守巴陵的作者给他送行。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在政治上都怀才不遇,彼此在巴陵夜别,更增添了缠绵悱恻之情。
这首诗首先从诗人告别洛阳时写起:“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暮春时节,柳絮纷纷扬扬,诗人怀着被贬的失意心情离开故乡洛阳,在梅花盛开的隆冬时分,来到三湘。这里以物候的变化暗示时间的变换,深得《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遗韵。开头两句洒脱灵动,情景交融,既点明季节、地点,又渲染气氛,给人一种人生飘忽、离合无常的感觉。回想当初被贬的情景,诗人不胜感慨,此时友人王八员外也遭逢相同的命运,远谪长沙,临别依依,感慨万端:“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第三句所说“世情”,可包括人世间的盛衰兴败,悲欢离合,人情的冷暖厚薄等。而这一切,诗人和王八员外都遭遇过,并都有过深切的感受。命运相同,相知亦深。世情如浮云,更添离情缱绻缠绵,有如流水之悠长深远。结句比喻形象,“空随”二字似写诗人的心随行舟远去,也仿佛王八员外载满船的离恨而去。一个“空”字,委婉地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恋恋不舍的深情。
唐人抒写迁谪之苦、离别之恨者的诗作很多,可说各抒其情,各尽其妙。这首诗以迁谪之人送迁谪之人,离情倍添愁怅,故沉郁苍凉,情致深幽。一结有余不尽,可称佳作。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上片开头“卷珠箔”二句,点出了雨后阴天的环境,化用了王维《书事》“轻阴阁小雨”诗意。“阑干外”以下写从楼上眺望的种种景象,如烟的柳条在晴光中摇曳,阶下青草映衬着芍外,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春意。刻画了一副诗情画意的“柳弄晴”图景,并非专门咏柳,目的是挑起词人的情思——折柳送别。紧接“东风”二句陡转,出现另一种物景。强劲的东风把刚长出来的花吹落了,烘托出一种凄然伤神的气氛。“屏山掩”三句,与上文的所见相回应,寓情于景,实写词人当时的心境。“怯杯勺”写出词人怕饮酒的心理状态,暗示词人平日借酒缓解悲伤的细节。
中片追忆过去游乐的情景。开头“寻思旧京洛”,承上启下,从现在的伤春伤别,回想起过去在汴京的游乐情景。由思念故国,表现爱国之情。此词的写法含蓄婉转,一个“旧”字,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念。“正年少疏狂”三句,词人回忆当年在汴京逍遥的生活。“曾驰道同载”三句,专写游赏,但不专注一时一事。同载、携手、共约,情事如见,都是“年少疏狂”的事。至此,一笔写来,都是热闹欢快的气氛。紧接着“又争信飘泊”,突然结束了上面的回忆,似断又续,极尽顿挫之妙。从梦幻回到现实,感情起伏,透露作者的感伤之情。曾经歌舞升平商业繁华的汴京,已落到金兵的手中,而词人又过着逃难的飘泊生活。这种悲哀从上面的欢快和畅的景象中对比显露出来,以欢愉的情调映衬离别后的孤寂,更显凄楚。
下片从回忆转写别后思念之情,主要抒写离恨之情。“寂寞,念行乐”以下,紧承上文的“疏狂”到“飘泊”而来,注入了对旧人的深切怀念之情。“甚粉淡衣襟”三句,是想像她已摆脱了歌女生涯,而美貌依然。“琼枝璧月春如昨”一句,化用为比喻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三句,怀念旧人,同时也是怀念故都,写得迷离惝恍,爱国之情寓意其中。以下转入别恨与相思。“怅别后华表”二句,采用了用典的手法,抒发人间沦桑之变,好景不长的深慨。此二句用“怅”字领起,寄意深刻,语言明了而又委婉含蓄。结末“相思除是”二句,用口语写情,感情委婉真挚。“向醉里、暂忘却”,犹如众流归海,不仅感情深厚,而且“辞尽意不尽”,言外之意为眷念故国的无穷隐痛。这与李清照《菩萨蛮》“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的情意相近,异曲同工。
这首抒发爱国思想的词作,情韵兼胜,委婉真切。在艺术技巧上显示出结构的严谨。全词上、中、下三片,从眼前伤春到追忆往昔,再转入现实相思,有铺排,有转折,环环相扣,逐层深入,并用“别恨”一气贯穿。过片处意脉连贯,情致婉转曲折。其次是寓别恨之情于清旷的境界之中,使整首词的词境显得既沉郁又婉丽。
“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