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首句开门见山，直言本意，肯定并且强调诗歌所表现的是一匹非同寻常的好马。起句平直，实在没有多少诗味。

　　次句“房星本是星”，乍看起来像是重复第一句的意思。“房星”指马，句谓房星原是天上的星宿，也就是说这匹马本不是尘世间的凡物。如果这句的含义仅限于此，与首句几乎一模一样，那就犯了重沓的毛病。诗只四句，首句平平，次句又作了一次重复，那么这首诗就有一半索然无味，没有价值。但如细细咀嚼，便会发现第二句别有新意，只是意在言外，比较隐晦曲折。《晋书·天文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明，则王者明。”它把“房星”和“王者”直接联系起来，就是说马的处境如何与王者的明暗、国家的治乱息息相关。既然马的素质好遭遇不好，那么，王者不明，政事不理的状况就不言可喻了。这是一种“渗透法”，通过曲折引申，使它所表达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字面的含义。

　　三、四句写马的形态和素质。如果说前二句主要是判断和推理，缺乏鲜明生动的形象，那么，后二句恰恰相反，它们绘声绘影，完全借助形象表情达意。李贺写诗，善于捕捉形象，“状难见之景如在目前”，这两句就是突出的例子。“瘦骨”写形，表现马的处境；“铜声”写质，反映马的素质。这匹马瘦骨嶙嶙，说明境遇不好。在常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匹筋疲力尽的凡马，只有真正爱马并且善于相马的人，才不把它当作凡马看待。“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尽管它境遇恶劣，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却仍然骨带铜声。“铜声”二字，读来浑厚凝重，有立体感。它所包含的意思也很丰富：铜声悦耳，表明器质精良，从而生动地显示了这匹马骨力坚劲的美好素质，使内在的东西外现为可闻、可见、可感、可知的物象。“素质”原很抽象，“声音”也比较难于捉摸，它们都是“虚”的东西。以虚写虚，而又要化虚为实，的确很不容易，而诗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字就做到了，形象化技法之高妙，可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尤其可贵的是，诗歌通过写马，创造出物我两契的深远意境。诗人怀才不遇，景况凄凉，恰似这匹瘦马。他写马，不过是婉曲地表达出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意思是说，此时的海棠树已是枝叶茂盛了，可是还没有开花，这时不仔细观察是不会发现有花开放的，可是诗人驻足细看，发现这小小的、可爱的花蕾全都悄悄的“藏”起来了，并且是藏在枝叶茂盛的地方。作者这里用一个“深”字，表明海棠花的小，如不细心是不会被人发现的。这小小的花蕾好比青春少女，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成长并且日益成熟，越长越娇美，惹人喜爱。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由作者有这句诗来看，写海棠，观赏海棠花时，它的身旁可能有桃树、梨树或李树。和熙的春风中，它们竞相开放，争奇斗妍，但这热闹毕竟是短暂的，几度风雨之后，它们也就都纷纷坠落、凋零了。海棠花却不同了，无意争春，谦虚地躲在一旁，待群芳落尽后，才绽开她美丽的容颜，这也应合了“最后的笑，才是胜利的笑”这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诗句写了深藏于重重新绿之中的、尚未开放而仅仅是“数点红”的海棠蓓蕾。诗人忠告它“爱惜芳心”，不要轻易地吐蕾。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如此深情地忠告？也许，诗人想到了，如果一旦开放，几场风雨之后，花就会很快坠落、凋零，“林花谢了太匆匆”，为了它的不至于很快谢落，为了它的长久，诗人宁愿红蕾深藏。也许，诗人想得更深，认为真正的“芳心”是不应该轻易吐露的，像桃李那样在春风中追逐、嬉闹，只是一种炫耀，一种浅薄的表现。诗人不希望像“桃李卖阳艳”，希望“慎勿作桃李”（李白《赠韦侍御黄裳》）。

　　诗句虽然用语平易，却意味醇厚，耐人咀嚼，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诗人曾经说过：“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诗人作此诗时已入暮年，时金已灭亡，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抱定了“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已卯端阳日感怀》）的态度，过着遗民生活，他自觉已无能周济天下，于是只能坚守自己节操，独善其身。诗人也许从一个侧面，借告诫未开之海棠，不要轻易吐露花蕊，寄托了自己的这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