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夜曲》,乐府杂曲歌辞的一种,它的创始人便是沈约。《乐府解题》云:“《夜夜曲》,伤独处也。”沈作有二首,皆写同样的主题。此为第一首,写空房独处的凄凉况味尤为具体而细致。
此诗共八句,可分前后两段,段各四句。每段开头二句均用对偶,结尾二句以白描手法抒写思妇惆怅自怜的内心感情。从前段到后段,思妇的感情有发展,有变化,直至结尾,形成一个高潮。
诗歌的开头两句借银河和北斗方位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写思妇长夜不眠,观看天空景象。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交错使用了“纵”、“横”、“直”三个动词,忽纵忽横忽直,使人仿佛看到银河纵横穿流、星斗横竖移动的情景。诗中虽未直截写人,而人物的神情自可令人想见。古诗中用星辰位置的变易反衬思妇感情的愁苦,例子甚多。如《古诗十九首》云:“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又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前人皆以为本之于《诗经·小雅·大东》,如《文选》李善注“河汉女”云:“《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苌曰:‘河汉,天河也。’”观沈约此诗,当系近承《古诗十九首》,远绍《诗经》之《大东》,当然在具体描写上也有所不同。它开头二句说银河由纵到横,北斗由横到直,通过写景显示了时间的迁延。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长。在此漫漫长夜,思妇耿耿不寐,心中必有所想,于是诗人借她的口吻说道:“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星汉本为无知无情之客体,怨它何来?这种写法便是古人所常说的“无理而妙”。仿佛在说:银河啊,你空自流转;北斗星啊,你徒然横斜,你们怎知我心中在想念一个人?接下去二句写思妇因星汉移动、时光流逝而起的惆怅心情。“星汉”句总括上文又作一顿挫,着一“空”字,似乎把前面铺排的两句一下子推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宁知”句把思妇胸中的一股怨气,喷薄而出,着一“宁”字,与前面的“空”字紧相呼应,把人物的感情引向内心深处。二句全系脱口而出,声情毕肖,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
如果说前半段以天空之景烘托思妇孤栖之苦,那么后半段则转而以室内之景映衬人物独处无聊的心态。诗人的笔锋由夜空转入闺房。空房之内,一盎孤灯,半明不灭,那暗淡的灯光,正象征着思妇的情怀。她孤独难耐,于是不管天寒地冻,踏起织机,织起布来。在这里,诗人没有照搬《诗经》与古诗,光写天上织女,而是将天上移到人间,写思妇亲理寒机。因此使人读来,更富有现实感。从对偶方面讲,这一联比前一联更为精当。因为前一联并列两件性质相近的事物,其弊如后人评价近体诗时所说的“合掌”。而这一联则意不相重,且层层推进,前句说灯不明,是在深夜;后句说晓犹织,则已到天亮了。从深夜到天明,思妇由独守孤灯到亲理寒机,层次鲜明,动作清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的孤独之感。
结尾二句,承上文而来。思妇彻夜未眠,所忆之人缥缈无踪,眼望孤灯,手理寒机,心中分外凄苦,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哭了。尽管泪流不已,也没有人同情她,她不能向人诉说单身独处的苦闷。她只有哀哀自伤,徒然叹息。结句“鸡鸣”二字,紧扣上句的“晓”字,而“徒”字又与前段的“空”字遥相照映。此刻女主人翁的孤独之感已达到了顶点,天上的星汉也好,自己的忆念与叹息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空幻而徒然的。她只有默默地流泪,独自咀嚼着悲伤。听到鸡叫的声音,她不由发出长长的叹息。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首联为工整的流水对,概述了伪教育部电文的内容,点明形势,为下文的驳斥张本。颔联也是一组对偶句,从统治者方面批驳所谓“中坚分子”的荒谬。颈联直接引出电文原文,从学生方面据理反诘,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派的污陷栽脏。尾联将玉佛与学生对比,活现出他们“仓皇古董迁”的卑鄙可耻的本质。篇末点题,击中要害。由此可见,本诗有如春笋揭壳,层层递进,首设全躯,结显原形。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本诗突出的特点。诗的标题就揭示了主旨——学生和玉佛,二者命运截然不同。玉佛可以卖钱,即使“仓皇”逃命,也不忘“迁”走,学生抗日,反被血口喷诬。官样文章说,“面子靠中坚”,究其实,却是“不值一文钱”,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全诗语言平实浅显,作者在诗中表现的讽刺辛辣、深刻,巧妙地将一些平时的报章杂志新闻中的用语都搬入此诗,愈显得讽刺的力量,如“中坚”、“惊扰”、“讵容”、“妄”等。同时,通过学生和玉佛的命运的对比,更显出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利欲熏心。而学生和玉佛的命运,只是当时国乱时危的动荡中国的一个缩影,具典型性,活画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者对人民的生命的视如草芥的行径。
此诗犹如一篇驳论性的文艺杂文。作者善于从反面材料中提炼出若干要点,逐一加以批驳。画龙点睛,要言不繁,抓住本质,镜无遁形。幽默和诙谐,渗透在字里行间,笔锋所至,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