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这是一首借咏寒柳而抒伤悼之情的词作,纳兰在词中咏物写人,亦柳亦人,委婉含蓄、意境幽远,可谓是其咏物词中的佳作,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这样评价这首词:“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纳兰词亦以此篇为压卷。”
“飞絮飞花何处是”,咏柳咏柳,开门见山:柳絮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花儿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咦,说柳絮自然应该,毕竟是咏柳,可这个”花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谁见过柳树开花呢?明明是咏柳,怎么突然出来个杨花呢?的确,杨树、柳树本是两种不同的树,但由于它们的种子杨花和柳絮都带有白絮能飞,飞絮期又基本相同,因此杨花和柳絮在古典诗词中常常被认为是代表同一个意象,而纳兰在这里用到“杨花”的意象,估计是想要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除了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之外,还因为杨花作为诗词当中的一个意象符号,独有一些复杂的含义。
“疏疏一树五更寒”,“疏疏一树”正是寒柳的意象,而“五更寒”原本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意象,此时交迭在一起,却把夜阑、更残、轻寒这些意象付诸于柳树身上,使柳树获得了人格化的色彩,使柳树更加顺理成章地成为词人的情感投射的客体。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递进一层,似在说明月无私,不论柳树是繁茂还是萧疏,都一般照耀,一般关怀。貌似在写明月,实则是容若自况:柳树就算“疏疏”,就算“憔悴”,也减不了自己一分一毫的喜爱;伊人就算永诀,也淡不去自己一分一毫的思念。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下片转折,由柳树而及女子,由当下而及回忆,是说:最是在柳丝摇落的时候,我更免不了去想起当年的那个女子。
春山,作为诗词中一个常见的意象,既可以实指春色中的山峦,也可以比喻为女子的眉毛。宋词有“眉扫春山淡淡,眼裁秋水盈盈”,便是以春山喻眉,以秋水喻眼,而一“扫”一“裁”,是形容女子描眉画眼的可爱的梳妆动作。春山既然可以比喻为女子的蛾眉,便也可以用作女子的代称,容若这里便是此意。由柳叶的形态联想到蛾眉的妙曼,联想到心爱的女子,曾经的故事。接下来仍是追忆那位女子,即“湔裙梦断续应难”。湔,这里是洗的意思。旧日风俗,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以为这样可以除掉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隔得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给了男男女女们以堂而皇之地偷偷约会的机会。
这首词,曾被那位对纳兰词评价不高的陈廷焯赞为纳兰词中的压卷之作,不知道容若听到了会不会高兴一些呢?无论如何,“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都是性灵之句,非挚情挚性之奇男子无以得之。纳兰何以有此“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的伤感情调?清朝气数正旺盛,却有此醒人气的词人和词作,真是可悲可叹可钦啊!
咏物为古典诗词之大宗,而原其宗旨,“物”本是外壳,是媒介,抒情才是本质,是核心。所以咏物之作要求摹写神理而不能徒赋形体,同时还要不粘不离,保持一个恰好的分寸。以此绳衡这首小词,在“层冰积雪摧残”、“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等句刻画出那婀娜杨柳的“寒意”之外,词人更着重“摧残”、“憔悴”、“梦断”、“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的情感的抒写,亦将他复杂凄咽的内心感受特别深曲又特别准确地传递出来。写寒柳而字里含情,弦外有音,此之谓“言之有物”。
还要深思一层,“言之有物”之“物”究竟能否落实呢?有文章指出这首词借咏柳而寄寓对亡妻的哀思,实亦即悼亡之作。作为一种猜测容或可以,但作为学术研究,在本篇不能肯定作年在其妻逝世之后的情况下,则不可以武断地这样定论。如果说里面寄托有纳兰一贯婉转哀凉的身世之感,那也就足够了。
这篇散文是作者向好友施从事描绘了故彰县附近的山景。文章首先总写勾勒全景,然后分镜头描绘山中的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之景,春秋季节以及雨中之景,展现了山中变幻多姿的景象,流露出对美好的大自然的爱慕。全文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
大然对于人类永远具有无比博大的内蕴,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了无尽的物质宝藏,也得到了刚柔并济的精神抚慰。人类如果离开了自然,那么它的生存是无法想象的。既然人类与自然有着如此不可隔离的关系,所以对自然也充满了各种感情,当人们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自然时,自然就会展示出无限的魅力。由此人们创作出了不胜计数的文学作品来表现和赞美自然,南朝梁吴均给友人的这封小简,就是一篇出色的山水礼赞。
这篇小品描写了浙江故彰县附近的山景,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这座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川万转”,整个画面体现出刚健和秀丽相结合的美,实足令人陶醉。“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作者在这里描写了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这两个动景,它们的存在和活动给山水增添了蓬勃的活力。
“秋露为霜,春罗被径”,秋天和春天各有山景,无论是秋天还是春天,所显示的山景都带来一种以赏心悦目的享受。如果说上面的景色都有一种晴朗之美,那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两句就是借《诗经》中的名句来点染风雨中的山水,这时的山水别具一种略显伤感的韵味。其实,山水本身是无情之物,也无所谓美感,只是有了人的介入,才产生了情愫与美感,这是人与自然相沟通后所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可以从自然中得到启示和慰藉。
结尾两句说“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在清纯奇丽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忧愁苦累都会被洗涤一清,陶冶了性情,舒展了心胸。尤其当终日为俗务杂念所缠绕时,一旦面对自然的山水,就更能感受到心灵的净化。难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摆脱了污浊的官场的羁绊而回归田园时会产生由衷的愉悦,并发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感叹。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