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留”指乐意羁留,“身留”是出于被迫。途中遇雪,不能航行,泊舟岸边,自然不是“心留”。词人起笔突兀,出示幻象以虚写实。他落笔不写风雪和溪流,而写泊舟经过,立意较为翻新,下面继续让白鸥发问:“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锁眉头”以形示情。白鸥是词人寄托心情的意象。问者之意,借白鸥说出,婉深而鲜明。此谓托物言人也。作者阻雪的心情通过白鸥表达的,但白鹭的心情也和作者恰恰相反,白鹭也非作者化身。白鹭惯于生活在风雪之中,激流之上。而作者却是迫于“身留”。作者描写白鸥,是深化意境。
“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由舟内到舟外,逐次展示境况的寒冷凄清。傍晚时分,冷风拍打着帘幕,把灯火撩拨得跳荡不已,光晕连同我的影子,都在摇曳着。孤独冷清的境地,情不自禁地想起昔日的游伴来。
下阕依然以设问开始,紧承上阕“忆旧游”。回忆总是美好的,“花柳楼,月下舟”,想当年一起结伴出游,小楼旁边景色宜人,都是花团似锦,柳树成荫,有时候还会月下驾着轻舟出去吟诗赋曲 然而,“梦也”几句使词人又被拉回到现实,这份寒意不仅让人身体备受折磨,更侵袭着人的内心,令人愁肠百结。“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以梅花自比,进一步烘托词人心境凄凉。都说傲雪寒梅,然而如此的寒夜,这梅花恐怕也难熬寒苦,与词人一样愁苦万分。
全词流动自然。以发问取头,未待回答,却已气势凌人。词中后多用短句,使节奏感极强,音响较为清越。全词以抒情为主,借景抒情,情景融合,气宇轩昂。结尾用“雪”字才点出文眼,是作者故意使然,盖让人读起来一气贯注也。难怪清代词评家刘熙载曾评蒋捷词为“长短句之长城”,是推崇备至。
这首诗融叙事、写景、议论与抒情于一体。诗人通过送别纵宇一郎饯别时的心境描写,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并把这些想法与愿望,直抒胸臆告诉友人,勉励他为国、为民、为实现时代赋予了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其中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和浩然之气,大大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
这首七言古诗是一首送别诗,全诗共分五层:第一层,“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中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白云亮了,南岳衡山积压的阴雨已消散,天马山、凤凰山还留有春天的树木。开篇两句,为我们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也寓意祖国江山正在逢勃的春华里,让人们感到生机蓬勃。少年英雄,峥嵘奋发,心怀屈原,贾谊之才。因为屈原、贾谊都出自湘楚这个灵秀之地,青山秀水的灵气特别钟情于这个湘楚大地。曾国藩曾有句云:“连水湘江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三、四两句为朋友东行去干一番事业,作勉励之词,制造气氛,也以历史上年轻杰出的屈原与贾谊,来衬托纵宇一郎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更应好好学习。开头四句为人们描绘了一种壮观的送别场面。
第二层,“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诗从第五句开始,转入送友的主题。您走了,我要为您高歌一曲,鲲鹏展翅击浪从此开始了。第六句“鲲鹏击浪”,比喻纵宇一郎东行的壮举与气魄。当时日本与中国有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到日本留学因难重重,极不安全,故有“鲲鹏击浪”之说。纵宇一郎东行,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高涨起来,水连着水,天接着天,大型巨舰正要向东直接进发。此时诗人不但为你歌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感动得卷起波浪,摇曳苍天。七、八两句,诗人给我们勾勒了一副水边壮行的送别图:船马上就要开航了。
第三层,“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是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在这出发之前,人们感到庆幸的是,不知怎的满天的愁云散出,却被万里东风吹得无影无踪,出发却是一个极好的天气。九、十两句表面上在写天气,实际上在写友人。劝说友人,大丈夫不要为小事萦怀于心,而应该把诺大的宇宙,只看作如小米那么大,把世事看作平常,这是对朋友的殷殷之情,也体现了毛泽东年青时巨大的襟怀。
第四层,“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至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1917年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宗旨就是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并亲自起草其章程。那么,要治理世界,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先要“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毛泽东引经据典。《孟子·公孙丑》中孟子曾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就是说:五百年就会出一批名人。《后汉书·祢衔传》曰:“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是数也。”意思是说,天将降大任予我辈同仁,开辟新天地,非吾辈莫属。历史的重任已落到我们肩上,莫负于时代的重任,应当拼搏向前。十三句至十八句,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进行论述。
第五层,“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诗的最后四句,点明送行的主题,回应开头。诗人与一批新民学会的同仁,为去日本的纵宇一郎在平浪宫前把盏饯行,临别之际,有着叙不完,道不尽的友情。长江口的崇明岛和日本的对马岛,只隔着“一衣带”宽的水面,隔海能相望。“天涯若比邻”,大家会心心相印,书信往返不断,但“送君千里终须别”,“饯行后我自回去,而你却已远去了。”此处表现了作者和纵宇一郎的依依惜别之情。最后一句,化用《庄子·山水》中的“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吾自此远矣!”表现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点题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