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
此诗写的是诗人来到永州第一年即公元806年(元和元年)早春的情景。
一天,诗人独自出游到永州郊外,目睹到一幅在长安做京官时不曾有过的春意盎然的田园图景。原野上清泉涌流,草木萌蘖,鸟语花香,更有农人春耕正忙。诗人倍感新奇与兴奋,以饱蘸深情的笔,记下了这赏心悦目的幕幕景象;身为“僇人”,羁留异地,触景生情,勾起了诗人对故土的不尽思念,以及对不幸人生的无限感慨。
全诗以第五联过渡,由所见所闻转入写所思所感。诗人看到一派宜人的早春景象后,引发的不是美好的憧憬、宏大的志愿,而是强烈的思念故土之情。正如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三所言:“贬谪不平之意片时不能忘于怀,故随处发露,平淡中亦有愤懑,可压也。”由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联想到北方旧居已人去楼空,昔日田园因无人料理而杂草丛生,沦为荒地;由此又进一步引发对人生的感慨,感到无可寄托——政治前途既已渺茫,沉闷之情又无以排遣,精神的家园不知安在。惶惶不可终日,诗人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极度地不适与不满,甚至羡慕起隐士来——尽管他们功名无所成但还有所寄寓。无意间诗人遇到了田间劳作的老汉,于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诗人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老汉一吐衷肠,一泄为快。于此,也正是辛勤劳作的农民给了他以莫大的慰藉,使他舍不得离开田头,无限眷恋地抚摸着农夫的犁耙,交谈中已不知天色已晚,猛回头,发现炊烟已弥漫天空。
在身为“羁囚”的情况下,农夫已成为柳宗元倾诉的对象,与农夫倾心交谈已成了他精神解脱的最好方式。柳宗元之所以那般热爱永州山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永州人的信赖和感激。
但诗歌尾联,诗人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落寞,思念故乡,但在他眼前的仍是烟云横断。这意境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全诗表现的是早春郊游时的所见所感,既写了诗人对永州之野的美好印象,又写了诗人寂寞生活中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以朴实的笔调写事,以诚笃的心写实,朴诚的人格跃然纸上。
一、二两句言世间盛衰变化本甚迅捷,而我半生沦落;今隐于丘园行将四年,于仕途甚感渺茫。三、四两句言丘园中虽不乏花晨月夕,然家贫无酒可以消忧,又无知己可以相慰藉。三年在京守丧,四年杨弁平后移家永乐,仍为秘省正字,官职没有升迁,况且遇到丁忧,故云“年年定”也。五、六对仗衬贴,“青袍似草”、“白发如丝”,不惟设色相映,更叹官卑秩微而头颅渐大;草青、丝白,兼具衰飒之象;“年年定”,一年盼过一年,无丝毫升迁之迹象;“日日新”,日子倏忽消逝,鬓发日日改白。一“定”一“新”,动感相映,所谓仕进无路,汲引无门也,所以最后感叹“未知何路到龙津”。
全诗纯以对比之法结撰成章。首联领起人事花事二题, “荣落”指人指花都可。诗人首先将“世间”与“我”对比,然后写自己因守丧而困守家园的寂寞生活,颔联写景同时也流露出无聊之状,起承了五痕迹。唐代八、九品官着青色服,诗人由眼前之春草萋萋而联想到自己的九品青袍,本系即景巧喻,而“青袍”与“白发”又形成对比。“年年定”是说久居下僚,“年年”与“日日”的叠字更进一步补足了对比之意。第五句感伤岁月流逝。“龙津”即龙门,尾联是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慨叹无人引进。抒发的是诗人对未来的希望。
这首春日诗失之于轻靡,或者说是百无聊赖,有的也有寄托,不过比较直露。李商隐这首诗,从主题上说这首诗没什么新意,但在艺术手法情景浑溶,低徊唱叹,富艳而多气,不多用典故而音节嘹亮,颇有杜诗境界。但在梗概多气上还是不如杜诗同类之作。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这首词通过写重阳宴会的所见所感,抒发隐居之乐。
上片由眼前的重阳宴会而想起了东晋风流名士在龙山举行的高会,当年众名士不拘小节,无论长官下属都洒脱放旷,极尽风流,然而只有那位落帽参军孟嘉才能识得酒中真味。如今往事已过千年,词人在这重阳宴会上把酒临风,想要效仿魏晋风流,但是知音太少,无人可与自己交谈,再加上看到眼前飞过的两只蝴蝶,就更让辛弃疾感慨万端了。
下片承接上文引出东篱采菊的爱酒高人陶渊明。他也是辛弃疾平生最为景仰的高士。陶渊明有一种天真自然的风度,平日以无弦琴作弹奏之状自娱,虽然不通音律,却能得其中雅趣,十分尽兴。以“空杯”问陶,语言生动幽默,别有一番情趣。结韵之“同醉今夕”,则将陶渊明引为隔代知音,恨不能与其把盏相谈。
词上下片起承转合自然流畅,用韵整齐;词人通过追忆晋人龙山盛会的雅量趣事,然而晋人已逝,樽前客稀,惟余“眼中三两飞蝶”的凄凉,抒发了物是人非,知音少的伤感情。“须信采菊东篱”表现词人对陶潜归隐生活的羡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