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说是秋天偶然写成,细细分辨却可看出程颢的人生态度。就是心境悠闲,不慌不忙,丝毫不觉得任何压力。睡眠充分,精神充足,走出户外,放眼望去。以平静的心情去欣赏万物时,发现无一不具特色,各有其存在的道理,颇具自得的神情。春夏秋冬四时,也都有各自的美好风光与特殊胜景,这些都要靠人去品味。我们应该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享受自然的乐趣。
首联说自己心境清闲,事事从容,睡醒之时,红日高照。此处的“闲”,是佛、道两家宣扬的“心气和平”、“收心忍性”,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这均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是清静无为的化境。按照二程理学修养的程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首句“闲”的内涵,只有如此,才能“无事不从容”,即事事从容。从容的表现就是第二句描绘的“睡觉东窗日已红”。一觉睡醒,红日高照,满窗红亮。一、二两句可看作因果关系。以下进一步申述事事从容的结果,宣讲理学哲理。
颔联说世间万事万物,虽然纷纭变幻,千奇百态,但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能穷极物理、格物致知。程颢说的“格物”当然不是今人所说的科学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程颢说“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所谓“格物”就是“理与心,而人不能会之于一”,因此要去“私意”(存天理,去人欲),从内心大作文章。他们认为万物都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理。只有这样,春夏秋冬,四季佳景,才能和别人一样地同享共待。颈联进一步解释“自得”之境界。程颢所谓的“道”是同“形”一起来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即抽象概括,概括出的抽象原则叫“道”。“形而下”,指具体的事物,即“器”,而道与器的关系是道藏于器,即具体的器离不开抽象的道。道体之大,天地万物,风云变态,自然社会,无所不重,莫有不通。“思”就是思考,抽象、概括,亦即颔联所谓的“静观”。“思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就可以抽象出道。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指导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就是尾联讲的“富贵不淫贫践乐”。按照二程的理学思想“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们认为,天之生物有贵贱等级的区别,有大小,有长短,君子是大,小人是小,就是“天理”,因此程颢要求处富贵而不淫,安贫贱而自乐。男子汉若能修养到这一步,就是英雄豪杰,就是伟丈夫。
在生命的悲情与思考之下,诗人超越了一己的得失和现实的困境,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义。这首诗表现的是道,是静观,静观就是去欲,四时佳兴就是去欲之后获得的快感,道通天地,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所以富贵不淫,身处贫贱也感觉到快乐。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观念,但是到了静观的境界,能够平静的看待世间一切,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这就是一种超越。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