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首秋轮台》这首五律于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诗人居轮台时所作。诗人于公元754年赴北庭,至今已历三年,诗中描绘初秋边塞景物.抒写久居边塞的惆怅心情。
诗的开头面句从地点“轮台”落笔写。地为“异域”,城为“孤城”,而又位于明山之外,雪海之边,两句互相补充,各分三层以写边地荒远苦寒,起调极为沉重。
诗的次两句则从时间“首秋”落笔写。“秋来”和“夏尽”点明“首秋”,雁为北地之氏“唯有雁”照应“孤城”二字;蝉为家乡之物,“不闻蝉”照应“异域”二字。“唯有”、“不闻”。从所见所闻,一正一反两个方而来写边地荒远苦寒。
诗的五、六两句从居住环境方面写。边地的秋风秋雨侵袭着诗人居住的蓬帐,来墙已经潮湿,帐幕发出胞气。上句景物诉诸视觉,下旬景物诉诸嗅觉,可见诗人置身子怎样的氛围之中。一“捞”一“格”,写边地初秋气候的恶劣,点染秋景气氛,勾划出一个极为凄苦的环境。
诗的最后两句仍从地点时间两方面着笔来写。“轮台万里地”,写边塞地点之远;“无事历三年”,写戍边时间之长。环境苦寒,秋日又至,家乡万里,归去无期,思念家乡宅切是不言而喻的。因面这两句实为诗人之所感。
这首诗由诗人所居异域而及诗人首秋所见,而及诗人边地所居,而及诗人心中所想,由远及近,层层写拢来,久居边塞的苦闷心情在首秋轮台的景物描绘中得到自然而又含蓄的表露。
首句为地理环境,异域,有别于内地,且在阴山之外;孤城雪海,竟然为沙漠之中的一块绿地。次句为气候环境,轮台之夏和秋季很短,夏季听不见蝉鸣,秋季看不见大雁,一不留神便进入冬季。三句为居住环境,住用来帐,不防雨。结尾为总结感叹,茫茫万里辽阔之轮台,白白在这呆了三年。能看出来,岑参此时有些伤感,不知是对此西域轮台不满意,还是因为未能建功立业长叹息。
轮台为古单于之地,风物民俗尽殊,即古之所谓异域。作者《轮台即事》破题即曰:“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即写其风物之异,与异域之感。结句平实,然平中有奇,实中有虚。无事而于此偏远荒漠之地度过三年。其难熬可知,其感触可会,句外有无穷之意。
这支小令是乔吉为自写的自述,一生末仕,浪迹江湖,生活清贫潦倒。这是篇述志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主、豁达豪放。但是这种豁达豪放,略显被动,让人不免心酸。
曲子前两句就表明了他否定仕途进取,鄙薄争名夺冠的态度。接下来他讲述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以“酒圣”为伴,以“诗禅”作乐,啸傲山水,醉情风月,这些都表现了他放荡不羁的情怀。他认为笑谈今古事,就如同在翰林院编修史籍,作者的狂欢自傲由此可见。结尾表现对自己吟风弄月的留连之情,真是终老不悔,怡然自乐。这首小令真切地表现作者的心性和生活态度,文笔自然流畅,雅俗并用,是一篇耐人寻味的佳作。
宋元以来,与伎艺人有着密切联系的文人学士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趣,放射出一种特异的色彩。乔吉寄情山水,风月、诗酒、谈笑也颇放达,但与元初马致远的豪放派又有区别。其愤世之情更为隐秘,豪放之气则较为收藏。作品中更多的是随境自适的情调,然而却非浅薄轻狂。而他确实也是一位不遇于时,将一生才力倾注于曲的落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