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诗的前四句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友人设下盛宴为之饯行。李白嗜酒,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却放下杯筷,无心进餐。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正像是遇到了冰塞黄河、雪拥太行。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姜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商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姜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不知道他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能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姜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的心理,急剧变化交替。最后一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他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
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