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此词写闺中相思之情。词上片开首即用“百花桥”典,以元彻、柳实离开后,“便独处清宵”为喻,别开生面。女主人公因为与情郎分别,在寂寞无奈中日日夜夜思念情郎、消磨时光。“凤衾鸳枕”二句写女主人公独守空闺,又加以反问语,其情之切由此可见一斑。“纵有”三句作先退一步想而后又进一层,写女主人公与情郎纵然“恩爱”,但就像“馀香”一般,开始能够留于衣物之上,时间一久,也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虽抒相思,而相思之中又含声声哀怨,尽被词人以活脱脱的女子之口写出,逼真生动。
下片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恐伊”二句为执着语,也是痴情语,与武则天《如意娘》一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主人公因为思念而日渐憔悴,却又害怕情郎“不信芳容改”,于是决定“将憔悴、写霜绡”。可是如果细细品来,这“不信”又似女主人公谴责情郎的薄情寡信之语。“更凭锦字”二句呼应下片开头一句,写女主人公寄书信于情郎,希望能够凭借书信,述说自己的“情憀”。最后三句:“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化用李商隐《代赠二首》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句,以喻结情,形象生动,极有韵味。
这是一首描写一位佳丽与情郎在百花桥离别后,便日夜独守空房思念郎君的无尽愁绪的词。这不是一般的“怨妇”词,它有很明显的象征意义,折射了柳永的爱情世界。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这是一首赠诗。此诗写出了他们虽天涯沦落,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写得沉着深挚。这是一首酬答诗,但与一般应酬之作不同。它在抒写离情别愫之中,又交织着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而这两种情感却是如此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整首诗苍凉沉郁,情切意深,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颇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诗中"肝胆"指自己的爱国之志,或对于故国的赤胆忠心。“阅”见证。表出了作者虽已衰老,且明知复国无望,仍然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决心。此诗风格:沉郁悲怆,深沉凝重。
顾炎武的这首《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在晚秋的背景下,抒写着身事、家事、国事的情怀——惊觉秋老,满眼黄花,萧索的色调充溢字里行间;故人天涯,离怀浊酒,悲怆的感慨触手可接;两鬓斑白,逐客无家,苍凉的情绪弥漫不散;天地变色,神州易主,郁结的哀愁直透骨髓;但肝胆犹存,江山作证,坚贞的心志更催人泪下。诗人将满腔块垒,诉诸这些交织的形象,熔铸成一首节奏铿锵的五言律诗,展现出沉郁苍凉,悲壮凝重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