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乐府收录的诗,写的是五陵游侠的爱情故事,乘骏马的人并不是李白。诗中写少年狂态,在路上相遇美人用马鞭指向美人的车架,美人遥指红楼,妩媚姿态皆宛然如现。
诗的前两句写一位翩翩公子。“骏马骄行”,从马的“骏”写出人的风采;“踏落花”,表明是一次春游途中。陌上相逢,主人公的表现是“垂鞭直拂五云车”,马鞭直拂到她乘的五云车上。可见马与车的距离,马上人与车中人的距离之近,这是暗示主人公和美人本有情意,还是“误拂车”?“东明九芝盛,北烛五云车”(庾信《步虚词》)五云车是仙人所乘的车,不写人,但同上句一样,从车上的“五云”,女人的风姿可见。两句写出男女二人卓越不凡。
后二句是车上美人的一个小动作:她掀开缀有珠箔的车帘,浅浅一笑,纤手遥指远处的红楼:我的家就在那儿。开始描写美人,在路上遇到美人,美人冲自己一笑,互生情谊。为最后的一句作铺垫。并在最后一句转换角度,用第三人称的手法告诉读者:美人邀请自己。作者如果用第一人称写出来人们会觉得是作者在想入非非,第三人称则会让人感觉到作者兴奋的心情,从而增加了事情的可信度,别有妙处。
萍踪絮迹,邂逅相逢,一见钟情,在诗词中并不少见。张泌《浣溪沙》词中那个佯醉随车行的“太狂生”,他得到的是“慢回娇眼笑盈盈”。李商隐笔下的那对陌上相逢的男女,是“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无题》)。车声如雷滚滚而过,她因害羞用团扇掩面,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里的美人似乎介于上述两人之间的人物:她的举止不轻浮,也不羞羞答答;她不失端仪的抿嘴一笑,发出深情的邀请,落落大方,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诗虽属侧艳之作,但格调不俗,仍不失这类题材中的佼佼者。
这是一首怀古咏史诗。诗的前两句写南朝都城金陵据山川之险,又上应天象;后两句借徐妃以半面妆接待梁元帝事,讽刺南朝皇帝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别出心裁,巧妙运用典故,以小见大,并借题发挥,在对南朝皇帝的讽剌中隐寓对晚唐君主苟安现状的不满,寄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全诗篇幅虽小,含意却深。
该诗的显著特征是采用了拼接组合的对比手法,揭示南朝短命的原因。
前两句谓六朝建都的金陵有虎踞龙盘之固,且面临长江天堑,南朝统治者自持天地之险,王气上应天象,可以江山永固,划江而立,长保均分天下之势。然而除了东晋以外,在此建都的政权存在时间都不长,六个朝代像走马灯一样不停更换,这往往引起史家与诗人深深的思考。
李商隐的这首诗在六朝亡国的万千头绪中拈出一端:“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徐妃半面妆”谓梁元帝与妃子徐昭佩不和。徐妃以妒出名,后被元帝逼死。这本是宫闱异闻,不关乎南朝兴亡的国事。再则梁元帝建都江陵,也不是建康。诗人以萧梁事概括江左南朝,属以点代面;徐妃以“半面妆”讽刺梁元帝一眼眚瞎,发泄对元帝冷置的不满,原本属于后宫争宠琐事,诗人则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借此讥讽南朝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借题发挥,将“半面妆”和南朝统治者自恃的“分天下”的心理联系在一起,用“半面妆”这种蔑视帝王权威的嘲弄戏谑,轻轻抹倒南朝皇帝所夸耀的形胜与王气,不但使事灵变,妙语解颐,讽刺尖刻而不失幽默,而且在讽刺中表露了对不图进取,但求苟安的统治者的批判。
从结构上看,前两句先从负面蓄势,第三句的“休夸”为全诗枢纽,逼出下句,而“此地分天下”则承上二句。末句“只得”的限制,宾语“徐妃半面妆”配合得横岭侧峰,使此句言外有言,语脉摇曳而用意深邃,匠心独运。首句“地险悠悠天险长”,句内反复出现两个“险”字,正是全诗负面的“关键词”,再加上复音词“悠悠”的拖腔拉调,更显露了对持险可以固若金汤的统治者心态的批驳讥讽。从构思上看,这首诗单举萧梁事以概南朝,举的又是“半面妆”这种小事,采取以小见大、借题发挥之法。表面上是写南朝兴废之事,其中实则有晚唐的影子。晚唐政权的力量日渐衰微,实力甚至比不上南朝中分天下的半统局面。所以,这首诗不仅在怀古,实为现实当局而发,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才是此诗更重要、更深刻的用心所在。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