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词的上阕在写景物,“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一出语便已入哀景之中,从后句“桃园望断无寻处”可以想到,楼台、津渡都是因情所设之景,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由词人内心的不被人理解的情怀,无处宣泄所生出无人问津之感。桃花一语又让人联想到了桃花源记一文,诗人也正是想表达出一种离世厌俗的情感。常常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后的第一反应大多数也是出世,出离。浸淫于佛道的太虚,更是如此。在其稍晚些的作品《宁浦书事》中就提到了“我岂更求荣达”之语。在《反初》中也流露出了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又将情景拉入到了悲凉之谷底,可堪孤馆和一个寒字,写尽了词人心中的孤苦凄凉,杜鹃啼血,本就凄凉又怎堪残阳日暮。自古日暮是归途,词人或许是在感叹自己生命将暮,或许在感叹仕途将暮。独在异乡,偏听子规,子规子规,何时子归。诗人或许又在感叹自己离别亲人,远离家乡的哀愁吧。在《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中,少游哀叹“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从景物之凄凉,过渡到了内心之凄凉。在《宁浦书事》“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一语中,他更加直白地流露出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感。有理由相信,词人此时听到子规啼夜的心情是无比惆怅的,再加上孤身一人,念及家乡也是情理之中。
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见于《荆州记》和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
故于第三句急转,“砌成此恨无重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担。一个“砌”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恨什么?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一朝奇祸作,漂零至于是。”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与党祸相联。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但他忧谗畏讥,不能说透。于是化实为虚,作宕开之笔,借眼前山水作痴痴一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关于这两句的蕴意,或以为:“郴江也不耐山城的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胡云翼《宋词选》)或以为词人“反躬自问”,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的呀,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切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呢?”(《唐宋词鉴赏辞典》)见仁见智。
依笔者拙意,对这两句蕴意的把握,或可空灵一些。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它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样苦涩、荒凉的远方啊!正如叶嘉莹先生评此词说:“头三句的象征与结尾的发问有类似《天问》的深悲沉恨的问语,写得这样沉痛,是他过人的成就,是词里的一个进展。”(《唐宋词十七讲》)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升而并黜”的苏轼,同病相怜更具一份知己的灵感犀心,亦绝爱其尾两句,及闻其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自书于扇面以志不忘。是以王士祯云:“高山流水之悲,千古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带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结饮誉词坛。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王国维(静安),以东坡赏其后二语为“皮相”。持论未免偏颇。深味末二句“郴江”之问,其气格、意蕴,毫不愧色于“可堪”二句。所谓东坡“皮相”之赏,亦可谓“解人正不易得”。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读诗须从诗题读起,这是读诗的决窍之一,前人早有定论。古之论柳者,早有发现柳公作诗,必在诗题上下细致工夫的。“柳州五言刻意陶谢。兼学康乐制题。”可见柳宗元在诗题处 “皆极用意”。因此,读柳诗是不可不细推敲其诗题的。
且按下诗题,先看看诗的内容:
首句“弱植不盈尺”,这肯定是写石榴了。这一株石榴,因为刚刚种下尚未成活,枝叶萎蔫不振,全无生气。它高不盈尺,弱不堪扶。这便是扑面而映入读者眼前的一株海石榴。
我国石榴的种植,始于汉代。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从西域安国带回来的,所以又称“安石榴”。柳宗元所种必不是此。“海石榴”的称呼,大概行于唐代。是指从古朝鲜(海东)传入的,当是石榴的另一品种,以其来自海外,故名,也因为其来自海外,才让人很容易想起仙山琼阁的蓬菜三岛。
这样才有了第二句,“远意驻蓬瀛”。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这副样子,我在故乡蓬瀛时,是有万丈雄心,是有青云之志的。那生机勃勃的样子也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看来,首联二句都是这株可怜的海石榴的自述了。这就为把这首诗,作为一首咏物诗来读,奠定了基础。
颔联云:“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时间在悄悄的流逝,月亮在寒夜中静静地运行,那阵阵凉意袭来,直逼这可怜的石榴。赶快天亮吧,太阳升起的时候,才会有生的希望。就在这寒夜中,石榴做了一个梦,这当然是一个美梦,满树的绿叶红花,当然是比彩云更美。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梦境是对过去的追忆,还是对未来的憧憬。同时还要知道,做梦的石榴尚挣扎在死亡线上。
颈联不难理解,只是将那彩云般的梦,变得更具体。珍珠般的果,红玉般的花,颇费思考的,是“粪壤”和“莓苔”两个词。由这两个词所构成的环境,人们是难以把它和“琼英”“珠树”联系起来的。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石榴对这恶劣的生存环境,充满了忧虑,也不乏怨恨。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谁也难以指望海石榴会长成玉树琼花。原来在这美好的梦边上潜滋暗长着的,却是死亡的恶梦。它会压倒一切,甚至是希望。
美梦是短暂的,而梦魇一般的却是现实。早已失去了的勃勃生机和凌云壮志,早已失去了的妩媚身姿和绚丽的光彩,都不知到了哪里。如果说它们并未丧失殆尽。那么,也只是残存在那尚有一线生气的根中了。这便是“芳根閟颜色”的全部内涵,是石榴的丝丝哀叹,也是残酷的现实对梦的无情摧残。
“荣”,是繁荣,是开花,是结实,总之是生之辉煌。“徂岁”,是指过去了的岁月。据此看来,该石榴在遭此劫难之前,的确是有过一段玉树琼花,彩云霞霓的辉煌经历,当然,那是在仙山琼阁,而不是眼前的“莓苔”“粪壤”。回过头去,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自己的成就,竟是这样令人沮丧,令人难以相信,甚至自己也不明白“徂岁为谁荣”了。这一问,含有无限的哀,无限的悔,无限的怨,无限的恨。
诗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不会否定,《新植海石榴》是一首咏物诗。只不过所咏的是一株正历遭劫难,前途未卜的海的石榴,是一株从蓬莱仙境降迁到粪土之壤的海石榴。只要读者联系柳公的身世经历,就不难发现,这株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石榴,正是柳公的自画像。根本无法区分得开,哪是石榴,哪是柳公。这种物我浑然一体的意境,正是王国维所认为的,非得“豪杰之士能自树立”的“无我之境”。
正因为这株海石榴与柳宗元有着这非同寻常的缘份,诗人对它的钟爱和呵护便非同一般。柳集中另有《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一诗中云:“几年封植爱芳丛”,可见这株石榴最终活了下来。这自是题外之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