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陆游作品里多次提及华山，应是因为“华山天下险”，令人神往。《好事近》便是一篇神游之作，与其屡屡表现的家国之思不同的是，这篇词作表达了为民谋福的愿望。

　　上片写词人幻想的登山情形。“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莲”的意象常见于佛教文化，与后文提及的“禅龛楖栗”相映成趣。前两句道明词人登莲花峰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早晨，而“倚天青壁”则形象地勾勒出莲花峰高耸入云、苍青一色的神韵，开阔了词文的意境，映照出词人旷达的胸襟。“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此词中另一主角在此登场，即被词人称作伴侣的“天坛轻策”。“天坛”，在传说中是天神聚会之所，可见词人不仅仅是神游，更有神话色彩。在词人看来，取自“天坛”、由轻藤制成的拐杖，蕴涵着无穷神力，成为词人神游时的至宝。雕鞍尚配宝马，这拐杖既是神物，其拥有者的形象也被幻化得似人又似神，但词人的想象力远不止此。

　　下片是词人由拐杖而生发的更加离奇的浪漫幻想。“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两句化用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费长房的典故。在这里，词人将“天坛轻策”化而为龙，去施云布雨。“铿然”二字尤言巨响声中，“天坛轻策”化而为龙，为这一转化增添了神话色彩，同时也渲染了气氛——顷刻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造就出神龙天降的应有条件。尤其“四山黑”三字，既是说阴云低垂，遮光蔽日般笼罩，同时也烘托出神龙出现时的神秘情境。“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楖栗”紧承前两句，写千里沃野受到神龙布雨的润泽后，辛勤一年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丰收，“谈笑”二字言其轻巧简单；相较于此，“禅龛楖栗”终日陪伴着僧众们诵经念佛，却是百无一用。这两句是词人对佛家、僧人的嘲笑，倘与词人生平志愿相联系，说他在暗讽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也不为过。

　　整篇词从头至尾以情景相互交替的手法写出，但是在细读之后又可以发现景语之中有情语，情语之中含景语，情景相生相系。全词的风格浪漫恣肆，将万丈的豪情和高远的景象紧密结合，绘制了一幅激情品扬的图景。

　　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此诗写安史之乱中，自己与家人离散、身陷囹圄的不幸遭遇，希望魏郎中（不详何人）援手为自己昭雪冤狱。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了一幅动荡、凄惨的图景：“海水渤潏，人罹鲸鲵。”“人罹鲸鲵”，人们遇上了凶恶强暴的人。“蓊胡沙而四塞”：安史叛军掀起漫天尘沙，遍及各地方。蓊，愿意是草木茂盛，这里有弥漫的意思。四塞，充满四方。这句形容安禄山叛乱，战争蔓延的范围很广。“始滔天于燕齐”：这场祸乱像洪水一样是从燕齐二地发起的。滔天，本是描写水势之大，这是比喻大的灾祸。燕齐，安禄山是在范阳（今北京一带）发动叛乱的。范阳位于战国时燕地，与齐国毗邻，所以“燕齐”并提。以上四句是描写安史叛乱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祸患。“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六龙驾驶的车子是何等的四四荡荡，它载着白日迁移到秦地以西去。何，何等，何其、多么。六龙，古代神话中传说太阳乘的车子是由六条龙驾驶。这里比喻朝廷的官员、禁卫队等。白日，指皇帝唐玄宗。安禄山攻占潼关后，唐玄宗仓惶西逃，到蜀地避难，因蜀地在长安西南，故称秦西。这两句是讽刺唐玄宗的逃跑路线。“九土星分，嗷嗷凄凄。”九州，古代把中国分成九州，和天上的北斗星及二十八星宿分别对应，称作“分野”。这里指安禄山搞分裂叛乱战争，破坏国家统一。“嗷嗷凄凄”：人民处于哀愁困苦之中。凄凄，悲苦的样子。“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我这个被投进监狱的囚徒，哭啼着呼唤苍天。“南冠君子”，见《左传·成公九年》春秋时楚国伶人钟仪，在晋国当俘虏时，还戴着楚国的帽子，因楚国地处南方，后来就用楚囚南冠来泛指囚徒。当时李白被囚在浔阳狱中，所以自称为南冠君子。“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高堂，通常称父母，这里大约是指朝廷。想念父母便悲痛地掩面哭泣，含着血的泪水，滴到地上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虽然已是春天的季节，但阴暗的监牢门前却连草也不生，我独自一人，深深地陷入哀怨和痛苦中难以排解。幽怨，隐埋在心中的哀怨。沉迷，不能自拔的意思。“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九江，即浔阳。这里的“兄”，可能是李白自指，不是另有一兄在九江。意思是一家人骨肉分离。羽化，古人把成仙叫羽化。可悲的是即使能成为神仙，也难相聚在一起。“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穆陵关，在山东沂水县北。李白的儿子伯禽这时在山东。豫章，郡名，即洪州，州治在今江西南昌市。李白的妻子这时寄居在豫章。这两句意为：我可爱的孩子远在穆陵关北，使我忧愁、惦念，年老的妻子被隔在南方的豫章郡。“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一家人骨肉分离，像百草被风吹散一样，遇到危难的时候，再也不能互相照顾了。以上十二句是描写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和自己无辜入狱的悲愤心情。“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种植上杂乱的榛树，而拔掉美好的桂树，把高贵的鸾凤囚禁起来，而宠爱无能的鸡。这两句以榛、鸡比喻腐朽无能的权奸，说明朝廷对他们扶植和重用；以桂、鸾比喻有才能的人，说明朝廷对他们的打击和排挤。指责当时的统治者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庸庸碌碌的人都窃据高位，而有才能的人反遭不幸。“舜昔授禹，伯成耕犁。”伯成，伯成子高，传说中尧舜的一个诸侯。当大舜把天下传授给禹的时候，伯成子高便辞去官职去耕田种地。“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德政从此衰败，我将到那里去安身？《庄子·天地》载：禹嗣舜位，伯成子高辞诸侯而去耕田，禹问其政，伯成子高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李白在此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天下被昏君搞乱，社会黑暗，自己无处安身。栖，栖息，安身。“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喜欢我的人可怜我，不喜欢我的人，怎么忍心在我临危的时候还来排挤我？“子胥鸱夷，彭越醢醯。”子胥，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到吴国去辅佐吴王，后被吴王杀死。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鸱夷，皮革做的大口袋。伍子胥当年被吴王杀死，用皮口袋装着尸体弃于江中。彭越，汉初将领，封梁王，后为刘邦所杀。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被汉高祖刘邦剁成了肉酱。“自古豪烈，胡为此繄？”胡，为什么，繄，语气词，叹息的声音。从古到今的英雄豪杰，为什么都是这样遭遇呢？以上四句是借古讽今，控诉现实政治的黑暗。自己有理想、有才能，想为平定安史叛乱，恢复国家统一贡献力量，却遭到惨酷迫害。“苍苍之天，高乎视低。”青天啊你居高临下，看看大地上的一切吧!“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如果你能听到地位低下人的呼声，那就把我解脱出这牢狱吧!其，代词，指天。卑，卑贱，指地位卑下的人。牢狴，监狱。“倘辨美玉，君收白珪。”白珪，白玉。倘若你能辨认美好的玉石，那就收下这洁白无瑕的美玉吧!这里是诗人以白珪自比，表示自己纯洁无辜，要求重新为平定安史叛乱贡献力量。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比喻的手法，揭露并讽刺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实行不抵抗的逃跑路线，造成了“九土星分，嗷嗷凄凄”的悲惨情景，国家统一被破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二部分，描写诗人自己遭受不白之冤，被系于浔阳狱中，从而家庭骨肉离散。第三部分，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唐肃宗，对他们昏庸腐朽的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诗人借古讽今，用历史传说批判了他们“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行为。表达了诗人遭受迫害的强烈愤慨。最后诗人向苍天呼告，他申述自己是无辜的，要求申雪冤情，为平定安史之乱、统一祖国，发挥自己的才能。

　　此诗在艺术上除了具有悲愤交集、情感激越，把揭露、批判、讽刺、愤恨、抗议集于一诗之外，在表现方法上的突出特色：首先是它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揭露、讽刺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大敌当前、安史叛军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之际，统治者们不是愤起反抗，而是匆匆逃往西蜀避难。“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的比喻就是以讽刺的语调，描绘李隆基逃命时的匆忙景象。其次诗歌还借用历史传说中的典故，讽刺唐代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如“子胥鸱夷”，“彭越醢醯”的悲剧，便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影射。又如“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比喻，都从本质上揭露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政治现实。

　　这首诗是写于浔阳狱中，全诗交织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对统治者的愤怒，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悲痛，对妻子儿女的牵挂。题名《万愤词》，正显示出李白囚系浔阳狱中，万感交集的愤慨心情。它不仅表达出诗人的痛苦和悲愤，同时也是对封建黑暗政治的有力控诉。

　　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