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岁暮感怀诗,时间又是在寂静的长夜。在这“一年将尽夜”,诗人怀着深重的忧虑,辗转不寐,深感漫漫长夜,似无尽头。
诗的开头两句,以夜不能寐托出忧思之深,用一“苦”字传出不堪禁受长夜难眠的折磨之状。但对“殷忧”的内涵,却含而不宣。《诗经·邶风·柏舟》有“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句,谢诗这一联当化用其意,“殷忧”包含下文已经明白揭出的“运往”“年逝”之悲。它并非单纯的对自然寿命的忧虑,而是交织着人生追求、社会人事等多方面矛盾的复杂思绪。
三四两句是殷忧不寐的诗人岁暮之夜所见所闻。积雪的白,本就给人以寒凛之感,再加以明月的照映,雪光与月光相互激射,更透出一种清冷寒冽的青白色光彩,给人以高旷森寒的感受。这是一种典型的阴刚之美。这一句主要是从色感上写岁暮之夜的凛寒高旷之象。下一句则转从听觉感受方面写岁暮之夜所闻。“朔风”之“劲”,透出了风势之迅猛,风声之凄厉与风威之寒冽,着一“哀”字,不仅如闻朔风怒号的凄厉呜咽之声,而且透出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两句分别从视、听感受上写出岁暮之夜的高旷、萧瑟、寒凛、凄清。这两句的真正妙处是它和殷忧不寐的诗人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契合。诗人是在特定的处境与心境下猝然遇物,而眼前的景象又恰与自己的处境、心境相合,情与境合、心与物惬。明月映照积雪的清旷寒冽之境象,似乎正隐隐透出诗人所处环境之森寒孤寂,而朔风劲厉哀号的景象,则又反映出诗人心绪的悲凉与骚屑不宁。
五六句写到随着时间的运行,四季的更迭,一切景物都不能长留,人的年岁也迅速消逝。值此岁暮之夜,感到自己的生命也正受到无情的催逼。这两句抒发诗人岁月不居、年命易逝之慨。这种迟暮之感与诗人的壮志不能实现的苦闷联系在一起,并由“明月”二句所描绘的境界作为烘托,这种感慨并不流于低沉的哀吟,而是显得劲健旷朗、沉郁凝重。
全诗叙事写景抒情交融汇合,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无可追回的惋惜和对事业无成的惆怅。
该词从所表现的情调来看,主要表达了词人对宦旧的厌倦之情。而对宦旧的厌倦,又是出于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词人颇想在一个地方与美色亲近盘桓而留连不归。此词抒情,有词人一定的真实情感在内,如对情欲的追求和壮志难酬的苦闷,官场往来的厌烦,但从总体上看,似乎带有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因为此时的词人,正当意气风发,在朝廷任职,当更激发词人奋身为国的决心。可此词却写得如此颓丧,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词人写这首词的真实思想。
上片写旅途中所见,舟行千里,看到长亭边的树木已经长大,不由想起了“旧愁新恨”。词人此时已经三十九岁,南归也已经有十六七年了,几十年间作者频繁的调动职务,抗金恢复的壮志一直不能实现。这让词人感到十分的愁苦。
下片词人直抒胸臆,点出来主旨,这分明是对自己饱受朝廷猜忌,大材小用的抱怨之辞,词人此时又遇到了一位美女,这位美人不仅邀词人共饮,而且还留词人多住几日,要词人等到寒食节的风雨过了再走,顺便解除旅途疲劳,这使词人归隐的想法更加强烈。
全词主要抒发了词人“宦旧吾倦矣”的感情。这首词所体现的归隐之意,还不同于词人后期词作中的那种归隐的心情,因为这只是一时的牢骚之语,词人仍然对朝廷能够振作精神、北伐复国抱有相当大的希望。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