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的《春江花月夜》,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也因这一首诗,“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此诗沿用陈隋乐府旧题,运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以月为主体,以江为场景,描绘了一幅幽美邈远、惝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抒写了游子思妇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以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表现了一种迥绝的宇宙意识,创造了一个深沉、寥廓、宁静的境界。全诗共三十六句,每四句一换韵,通篇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意境空明,想象奇特,语言自然隽永,韵律宛转悠扬,洗净了六朝宫体的浓脂腻粉,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素有“孤篇盖全唐”之誉。
诗人入手擒题,一开篇便就题生发,勾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江潮连海,月共潮生。这里的“海”是虚指。江潮浩瀚无垠,仿佛和大海连在一起,气势宏伟。这时一轮明月随潮涌生,景象壮观。一个“生”字,就赋予了明月与潮水以活泼泼的生命。月光闪耀千万里之遥,哪一处春江不在明月朗照之中!江水曲曲弯弯地绕过花草遍生的春之原野,月色泻在花树上,像撒上了一层洁白的雪。诗人真可谓是丹青妙手,轻轻挥洒一笔,便点染出春江月夜中的奇异之“花”。同时,又巧妙地缴足了“春江花月夜”的题面。诗人对月光的观察极其精微:月光荡涤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将大千世界浸染成梦幻一样的银辉色。因而“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浑然只有皎洁明亮的月光存在。细腻的笔触,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境界,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格外幽美恬静。这八句,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笔墨逐渐凝聚在一轮孤月上了。
清明澄彻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这就自然地引起了诗人的遐思冥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又紧紧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这种探索,古人也已有之,如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阮籍《咏怀》:“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等等,但诗的主题多半是感慨宇宙永恒,人生短暂。张若虚在此处却别开生面,他的思想没有陷入前人窠臼,而是翻出了新意:“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因之“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这是诗人从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的一种欣慰。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而是缘于对人生的追求与热爱。全诗的基调是“哀而不伤”,使我们得以聆听到初盛唐时代之音的回响。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紧承上一句的“只相似”而来的。人生代代相继,江月年年如此。一轮孤月徘徊中天,像是等待着什么人似的,却又永远不能如愿。月光下,只有大江急流,奔腾远去。随着江水的流动,诗篇遂生波澜,将诗情推向更深远的境界。江月有恨,流水无情,诗人自然地把笔触由上半篇的大自然景色转到了人生图象,引出下半篇男女相思的离愁别恨。
“白云”四句总写在春江花月夜中思妇与游子的两地思念之情。“白云”、“青枫浦”托物寓情。白云飘忽,象征“扁舟子”的行踪不定。“青枫浦”为地名,但“枫”“浦”在诗中又常用为感别的景物、处所。“谁家”“何处”二句互文见义,正因不止一家、一处有离愁别恨,诗人才提出这样的设问,一种相思,牵出两地离愁,一往一复,诗情荡漾,曲折有致。
以下“可怜”八句承“何处”句,写思妇对离人的怀念。然而诗人不直说思妇的悲和泪,而是用“月”来烘托她的怀念之情,悲泪自出。诗篇把“月”拟人化,“徘徊”二字极其传神:一是浮云游动,故光影明灭不定;二是月光怀着对思妇的怜悯之情,在楼上徘徊不忍去。它要和思妇作伴,为她解愁,因而把柔和的清辉洒在妆镜台上、玉户帘上、捣衣砧上。岂料思妇触景生情,反而思念尤甚。她想赶走这恼人的月色,可是月色“卷不去”,“拂还来”,真诚地依恋着她。这里“卷”和“拂”两个痴情的动作,生动地表现出思妇内心的愁怅和迷惘。月光引起的情思在深深地搅扰着她,此时此刻,月色不也照着远方的爱人吗?共望月光而无法相知,只好依托明月遥寄相思之情。望长空:鸿雁远飞,飞不出月的光影,飞也徒劳;看江面,鱼儿在深水里跃动,只是激起阵阵波纹,跃也无用。“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向以传信为任的鱼雁,如今也无法传递音讯──该又凭添几重愁苦!
最后八句写游子,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烘托他的思归之情。“扁舟子”连做梦也念念归家──花落幽潭,春光将老,人还远隔天涯,情何以堪!江水流春,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游子的青春、幸福和憧憬。江潭落月,更衬托出他凄苦的寞寞之情。沉沉的海雾隐遮了落月;碣石、潇湘,天各一方,道路是多么遥远。“沉沉”二字加重地渲染了他的孤寂;“无限路”也就无限地加深了他的乡思。他思忖:在这美好的春江花月之夜,不知有几人能乘月归回自己的家乡!他那无着无落的离情,伴着残月之光,洒满在江边的树林之上……
“落月摇情满江树”,这结句的“摇情”──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将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诗人之情交织成一片,洒落在江树上,也洒落在读者心上,情韵袅袅,摇曳生姿,令人心醉神迷。
《春江花月夜》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模山范水的景物诗,抒儿女别情离绪的爱情诗。诗人将这些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诗人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特意隐藏在惝恍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整首诗篇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茫的月色里,吸引着读者去探寻其中美的真谛。
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而又以月为主体。“月”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它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生命纽带,通贯上下,触处生神,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月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升起──高悬──西斜──落下的过程。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沙、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展现出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这幅画卷在色调上是以淡寓浓,虽用水墨勾勒点染,但“墨分五彩”,从黑白相辅、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
诗的韵律节奏也饶有特色。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感情旋律极其悲慨激荡,但那旋律既不是哀丝豪竹,也不是急管繁弦,而是像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梦幻曲,含蕴,隽永。诗的内在感情是那样热烈、深沉,看来却是自然的、平和的,犹如脉搏跳动那样有规律,有节奏,而诗的韵律也相应地扬抑回旋。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又平声庚韵起首,中间为仄声霰韵、平声真韵、仄声纸韵、平声尤韵、灰韵、文韵、麻韵,最后以仄声遇韵结束。诗人把阳辙韵与阴辙韵交互杂沓,高低音相间,依次为洪亮(庚、霰、真)──细微级(纸)──柔和级(尤、灰)──洪亮级(文、麻)──细微级(遇)。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的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又是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
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