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头两句点明时令,勾画出五月里石榴花开时的繁茂烂漫景象;后两句点明地点,表明石榴花无人游赏以致美景寂然零落,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孤独的心境。全诗描述景致清新自然,并在描摹客观景物中寄寓着人生哲理。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两句点明时令,寥寥数语就勾画出了五月里石榴花开时的繁茂烂漫景象,尤其“照眼明”三字,生动传神。诗人既写了花,也写了看花人的愉快心情。后两句点明地点,这是生长在偏僻地方的石榴,没人去攀折损害他的花枝,殷红的石榴花繁多地落在青苔上,红青相衬,画面十分优美,使人觉得几多可爱和惋惜。其实诗人正是爱其无游人来赏,爱其满地“青苔”“绛英”,倘有人来赏,则车辙马蹄践踏得不堪了,还不如任其花开花落、果熟果烂,来得自然,委婉表达了诗人孤独的心境。
此诗前两句写景状物,后两句抒发感想。作者并不直接来写景,而是通过人的感觉,侧面烘托出榴花的绚烂多姿。但花开得再美又能如何,还不是寂寞无声落,诗人叹息花开无人来赏,亦即暗喻朋友满腹才华,却被统治者贬谪于穷乡僻壤,无法施展,“颠倒”二字更是有力批判了统治者的不识人才以及诗人和作者都怀才不遇的愤懑。
全诗描述景致清新自然,从中又可以见出诗人浓郁的情趣和缜密丰富的文思。而诗意和描述的骤变,却又全寓于似清淡实重浓的语句之中,使得诗意陡然转深,也显示了写法的“喜山不平”的变化特色。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首词一开始就给人们展现出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大雨落幽燕”一句排空而来,给人以雨声如鼓势如箭的感觉;继之以“白浪滔天”,更增气势,写出浪声如雷形如山的汹涌澎湃,“大雨”、“白浪”,一飞落,一腾起,相触相激,更兼风声如吼,翻云扫雨,推波助澜,真是声形并茂气象磅礴。
在《浪淘沙·北戴河》上阕中,毛泽东写道:“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道出了毛泽东同老渔民交谈的美好回忆,也寄托着毛泽东对海上渔船安危的牵挂和关怀。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的下阕中说到曹操,并将曹操的“秋风萧瑟”升华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豪迈激情。
上片前两句,一为仰观,一为前瞻,随着视角的变化,空间画面也由陆而海,从上而下。后三句则显示视线由近而远的渐次推移,极富层次感。“秦皇岛外打鱼船”回应开头一句的“幽燕”,点明地点,又与题目相吻合。“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的意境或也取轧于古人对大海惊涛骇浪的描写,但《浪淘沙》是小令,不直铺叙,用精炼的设问句式写出来,化实为虚,以简驭繁,真乃神来之笔!与其说是写人写船,不如说是以小衬大,将较小的意象置于广阔巨大的空间之中,进一步烘托渲染“白浪滔天”的威猛旷悍,突出风雨中的海天莫辨、浩茫混沌、旷荡无崖的景象,从而扩大作品的空间容量,显示出一种寥廓深邃的宇宙感。
上片写景,景中含情,而下片抒情,情中有景。秦皇岛外,白浪滔天,一片汪洋。此时此地此景,自然会使人联想起一千七百多年前曹操登临碣石山观海的历史往事和那首著名的《观沧海》诗。“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东汉末年,豪强群起割据,“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蒿里行》)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曹操雄才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经过几十年的征战,终于扫荡了分裂割据的世族军阀和豪强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雄才大略和进取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开建安文学风气之先。这首词的下片先发思古之幽情,以一句“往事越千年”倒转时空,展现历史的画面。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恰似一幅生动、传神的剪影,简括而鲜明地勾勒出曹孟德当年策马扬鞭、登山临海的雄姿。“挥鞭”是一个典型的蕴藉丰饶的动态意象,作为片断过程,它概括了人物驰骋沙场、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作为瞬间动作,它显示了人物沉雄豪放、威猛英武的性格特征。“遗篇”指曹操的《观沧海》诗,“东临碣石”乃该诗首句,引入词中,化“我”为“他”,翻出新义,以凝练的形式,浓缩了深厚的历史内容。“挥鞭”、“碣石”两句,辞约义丰,有英杰、骏马、高山、远空、大海组合的动态画面,有鞭声、蹄声、风声、涛声、诗声交汇的音响效果,表现了一种力量和气概之美,寄寓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武功文事的肯定性的审美感情和审美评价。
下片的时间跨度极大。前三句回溯到遥远的过去,第四句则乘秋风以飞越,一笔勒回到眼前,由往昔的时空转为现实的时空。“萧瑟秋风”也是引用曹诗原句,加以倒装,以“今又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作者仿佛是在和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一同观景对话:看,你笔下所描绘的萧瑟秋风如今又起,大海翻波,依然壮阔无比,而社会现实又如何呢?——“换了人间。”“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汉曹植《送应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汉王粲《七哀诗》),是旧的黑暗的人间;“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平等自由成合作,匈奴南诏更于阗”(柳亚子《浣溪沙》),是新的光明的人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是过去的时代;“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当今的时代。这难道不更值得“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么?
这首词的机杼在结尾。“换了人间”,是议论,是感慨,也是描写,极大地表现了诗人与时代的胜概豪情,而且意味深长,余韵悠远,将读者引向一个无限性的时空,去寻味那无穷的言外之意。
这首词的上片写太湖秋晓之景。首句写所闻。“渺渺啼鸦了”写出黎明乌鸦的特点,扣紧“晓”字。下三句写所见所感。“亘鱼天,寒生峭屿,五湖秋晓”,扣紧“秋晓”二字。“竹几一灯人做梦,嘶马谁行古道”二句写所梦。也许词人睡意未消,所以下得床来又点着灯,凭几小睡。梦中不知什么人骑马行于古道之上。“竹几一灯”,“嘶马”“古道”,显得孤单、寂寞,凄凉。“起搔首、窥星多少”写词人的动作,搔首窥星,显得心绪烦乱,焦躁不安,感到天亮得太慢。下四句“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写晨光曦微中的院庭一角:由于天色渐明,月亮颜色变淡,篱影消失,篱笆上挂着几朵青色的小牵牛花,唯有树上的红枣给这疏淡的画面增加了一抹亮色。词人似乎在说,红枣可以为秋添色,而人的心情黯淡,却无法被照亮。上片通过所见所闻所感所梦所行,勾勒出一幅凄清、寥落,充满寒意的秋景图。它不是单纯的写景,而是一幅包括词人在内的山水人物画。透过秋晓的景物,读者仿佛触到了词人的脉搏:他明明有一颗报效国家的雄心,但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他苦闷、焦躁、度日如年。
词人这种深藏的忧愁在下片中便一发而不可收。过片三句,“愁痕倚赖西风扫。被西风、翻催鬓鬒,与秋俱老”可见由于时光流逝,年华渐老,词人的忧愁变得更加浓重。“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二句回忆宋亡前的生活。室内挂着绣帘,遮住寒霜,在绘饰的屏风旁醉倒,何等的惬意。今昔对比,更使词人愁上添愁。“万里江南吹箫恨,恨参差白雁横天杪”二句借伍员,“鼓腹吹箫”之典,托出自己愁苦的底蕴,宋亡后,词人正像当年的伍员一样到处飘泊,大雁尚能在天际自由自在地飞翔,春来便能返回旧居,而人不如雁,到底何时才能返归故里,词人不由产生一种嫉恨之情。两句中连用两个“恨”字,道出深沉的亡国之痛。“烟未敛,楚山杳”,词人陷身于四顾茫茫的大雾之中,看不见天日,看不到出路,只能任忧愁痛苦煎熬自己。结尾以迷茫远景收结,回味无穷。
这首词以故国家山之痛,身世不幸之感为主线,把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上片写景,景中含情,下片抒情,情中有景。西风、秋霜、万里江南等景语都因抒情而带出,最后以景结情。全词在写景、抒情之中还夹杂着简括的叙事,如“竹几一灯人做梦,嘶马谁行古道”,“起搔首,窥星多少”,“旧院隔霜帘不卷,金粉屏边醉倒”等处,虽然只是寥寥几笔的白描,但却写得生动传神。
这是柳永为宋仁宗祝寿而作的一首词。词人引经据典,搜尽《诗经》、《史记》、《汉书》、《宋书》等书中溢美之词,并将仁宗的诞生与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的诞生等而视之,极尽颂扬之能事。仿佛是在向世人证明,我柳永写《鹤冲天(黄金榜上)》而落第,不是仁宗的缘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不是在向仁宗发牢骚;“奉旨填词”,更不是对仁宗的不敬。恰恰相反,仁宗才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要写出最美的祝寿词献给仁宗帝,既为报恩,也为洗冤!据考,柳永恰当仁宗亲政之第一年及第的,其受仁宗沾溉则无疑,三年之后,柳永写了这首词。由此可推知,柳永因所谓“薄于操行”,尝作“浮艳淫冶”之词而被“深斥”不第,决其事者应当为章献刘皇后而非仁宗。千年冤屈,柳永洗之。
极其美好的时光。电光旋绕北斗,星如虹流华渚,国运千载会当兴盛隆昌。进献全天下不同寻常的祥瑞。怀胎十月产期满,我皇诞生,皇图有继,普天同庆。金枝玉叶芬芳,五色云气升腾。并赐予祥瑞的天、地、人之灵眷顾保佑,秀挺英哲,足以掩盖前王。年年遇逢四月清和嘉节,赏赐全国举杯祝酒。
不论属国中原,都不远万里梯山航海而来。朝廷内奏起象征教平音和、君圣臣贤的舜之《韶》乐,如大禹时全聚各路诸侯。朝班如鵷鹭井然有序。附属国仰望宗主国,山也呼唤,鳌也鼓舞,遥燃香炉。我皇犹如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仰望祝寿:祝我皇寿比南山,万寿无疆。愿崇高的皇位和帝王基业,与天地同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