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系沈佺期所作,题目十分奇特,它是一首历史诗,与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京城诗相似。但是,此类历史诗的传统使得沈诗中所指的事物明显地与时事有关,涉及武则天或唐中宗宫廷的某种无节制的行为。
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之夕。沈佺期描写“银河”及宫女们的鲜艳衣服,这些衣服形成“云雾”,像星星一样闪光,呈现出天庭的场面,随意地改变了时节。在这些眼花缭乱的华丽描写后面,诗人却加上要求俭朴的结尾,显得极其不和谐。人巧能够改变自然秩序(如第二十三、二十四句),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复杂主题,有时表示艺术及人类创造的力量,但更经常的是暗示一种危险的反常。在这首诗中,这一主题的运用是微妙的、模棱两可的,处于赞赏的描写和道德的谴责之间。
词的上片抒写了自己羁旅漂泊的辛酸和对虫虫深深的思念。 为了求取功名柳永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女子浪迹天涯,尝尽了漂泊无依、人生蹉跎的苦涩,此番进京,思及所爱,自然百感交集,情不能自已,所以词作一上来就慨叹:“雅欢幽会”不再有了,多少美好的时光都在羁旅漂泊中“虚抛掷”了,值得注意的是,柳永离京漫游,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仕进之路,而今进京也还是为了在科场上一试锋刃,但在他内心深处, 对“雅欢幽会”却仍是念念不忘,且以为功名误人,漫游拜谒是浪费时光,再联想到他当初名落孙山时发出的惊世骇俗之语:“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一方面,他是一个汲汲进用的士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耽于世俗之乐的市井浪人。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柳永一生的悲剧命运,使他每回忆起从前恣情狂荡的生活,都万般留恋。接下来,“愁闷朝夕”一句写追悔之情,说自己自从和虫虫分别之后从早到晚都是愁满心头。并且,从此句后一句开始至词尾,都是设想之辞。“凭谁去”四句说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向虫虫讲述分别之后的“役梦劳魂苦相忆”之情。但就是这托人传信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所以词中说“凭谁去”。其中的悲哀与无奈令人心折。
词的下片是柳永对所爱之人虫虫的婉转告白,过片“须知最有”三句说虫虫的心思难以理解,希望虫虫珍惜两人之间那份难得的感情。“但愿我、虫虫心下”二句,则是希望虫虫不要再结交他人,而忘了自己,用语含蓄婉转。“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二句是说虫虫不要与别人有过深的交往,就像对初相识的人应付下就可以了。以下,“况”字领起的二句是对虫虫的安慰和劝勉:春闱就要开了,我一定会科场夺魁。“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三句,郑重的承诺和着万般柔情喷薄而出。
柳永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对虫虫深深的思念,和对其真挚而专一的爱情的期待。他们一个是游子,一个是歌妓,特殊的身世,决定了他们对纯真恋情的向往和依赖,但特殊的身世,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往往无结果,或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这种悲哀与无奈,构成了柳永歌妓情词的主旋律。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概述唐以前诗歌创作发展的一般情况,作者对前代作家的景仰和个人致力创作的抱负;后半部分抒写对世道多乱和个人漂泊的感慨,并说明诗歌是由情而生、缘情而发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反映。全篇语言高度凝炼,又多用典故, 语意较为含蓄深沉,需细细揣摩。
曹丕《典论·论文》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使杜甫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壮志未酬,迭经挫折,饱尝动乱之苦,倒却取得了诗歌创作的丰硕成果。于是开篇之首,便吟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饱含哲理的名句。当然,这个“寸心知”,既是指己之所知,亦是指知己之所知。
接着,在佐证这“不朽”的“千古事”的同时,谈到了由古及今的诗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历代的诗人可以排出一个次第来,骚体乃至再早的诗经已被两汉以降的五言、七言诗体所替代,前辈诗人驰骋才思、腾跃文坛,余风所及,给后世以强烈的影响。后世的贤才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从而有所创新,以至于不同时代的创作皆能形成独特的清新的规范。再想到自己的创作,原是出自儒家的体系,从童年时便开始竭尽情思致力于创作。忘不了像“騄”“骥”等良马般驱驰的西晋诗人潘岳、陆机等人的影响,更得感谢如马中“骐”“䮼”带着千里驹驰骋于诗坛的邺下三曹父子所给予的激励。值得叹息的是,尽管而今已如轮扁斫轮一样“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然而无益于治国安民。即使写出王符《潜夫论》、邯郸淳《曹娥碑》一样的文字来,也不过空传后世罢了。反过来又一想,写诗毕竟是自已的兴趣爱好、自己的思想寄托,是自己带病迁徙漂荡流寓生涯的一种慰藉啊,凭何侈谈经世济民之策,像疲敝的飞鸟一样,能有一枝栖息之处也算不错了。
回到现实中来,世尘中蜂虿横行,江峡里蛟螭出没——触目萧瑟凄怆,离唐虞之世愈来愈远了;军阀联翩抗轭,似乎又重现了楚汉的危局。所谓的圣明之朝却是盗贼蜂起,边鄙之地的异俗风景就更是喧阗卑下了。郁郁盘结、上绕星辰的剑气下是兵锋森列,苍苍无际、如云雨笼罩池上的是战气蒸腾。东西各镇都设起了将军的幕府,到处都是军旗在飘荡。东汉马援立于南海交趾极界的铜柱已被残毁,像西风渐紧、东风避之不及似的,西边的月支又屡次入侵。自己流寓异域,乌鹊啼鸣却空报亲人的音信,又时时听见山野的熊罴怒号,这样的心境无法用“恨”“怪”道清楚,只好将每日的稼穑生活以吟诗的兴致来表达,柴门茅屋里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能使一个读书人自得其乐。想到长安故居烟草迷茫的白阁和白阁下秋水弥漫的皇陂,有家难归,只好以吟诗来分解自已的离情乡思,不敢期盼能写出真能传之于后世的绝章妙句。
杜甫对诗歌艺术的传承发展和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主旨的思考和见解,却是以这样的五言排律的形式来表达,格律严谨,对仗工稳,一韵到底,丝毫不受约束,记事、议论、抒情均得心应手,足以表现出其诗歌造诣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