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苍天覆盖着我,大地承载着我,天地生养了我是有意还是无意?
要么辟谷升为神仙,要么佩戴鸣珂遨游帝都。
怎么能没得到富贵还不离去,做一个只有意气的男人呢?
大丈夫啊大丈夫,生生世世追求志向精神才是深远的谋划啊。
请你看看数百年间发生的事情,像范蠡一样功成名就后五湖泛舟才是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
注释
绝粒:即为辟谷,不吃不喝,断绝饮食。
天衢:天空广阔,任意通行,如同广衢。刘勰《文心雕龙》:驭飞龙于天衢。衢:大路。
鸣珂:指居于高位。
昂藏:气度轩昂貌。
千生:生生世世。
五湖:暗指归隐之所,传闻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功成身退,乘轻舟以隐于五湖。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流”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
诗序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此诗有感而发,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诗人作诗是为了讽谕朝政、匡正时阙,等待中央派官吏来采集歌谣。采诗之说起于《诗经》,兴盛于汉魏以来的乐府,是指中央乐府机构将民间诗作采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诗作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统治者借以体察民情。中唐新乐府诗虽然大都有意仿效乐府民歌通俗浅显的风格,但像《插田歌》这样富于民歌天然神韵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首诗将乐府长于叙事和对话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流畅清新的风格相结合,融进诗人善于谐谑的幽默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境。
诗中前六句可以作为一小节来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春光明媚,农夫农妇插秧时整个田野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且诗人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进活泼的动态:冈头花草崭齐、燕子穿梭飞舞、田埂笔直如线、清水粼粼闪光以及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的农妇和披着绿草编的蓑衣的农夫,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色彩分外调和,传达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机的美与明媚春光的和谐统一。
接下来的六句中,诗人进一步通过听觉来描写农民劳动的热闹景象。前一节的景物描写可看作是一种静态背景的铺叙,而这一节则主要刻画了人物的活动。诗人抓住农人的歌声进行细致刻画,虽然诗人远在郡楼之上,又加之农夫农妇们是以地方俚语唱和,必然使诗人无法辨清其词,却亦能欣赏其旋律,这些歌虽然是俚歌,也缠绵柔媚、如琢如磨。“怨响音”是农民们在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于唱的人心境之宽,整个气象是洋溢着欢乐与舒畅的。“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传神,在农夫们一片整齐的哼唱中时时穿插进一阵阵嘲嗤的大笑,忧郁的情调与活跃的气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声虽然哀怨,但并无沉闷之感。歌声与笑声渲染了浓烈的气氛,传达的情感感染了作为听者的诗人。农民们毫无机心的欢乐与热情毫发毕现、洋溢笔端。
诗人没有描写劳动时间的推移过程,而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写点明插秧已毕,使场景自然地从水田转移到村落,处理得圆融机巧,不露生硬痕迹。以水田插完后“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转向墟里烟火,既表现了地点的变更,也将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时空转换得巧妙无痕。并且诗人也将村落里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不着痕迹地展现出来,此间并未用新奇的语句,而是套用田园诗的一贯意象与写法,令人有一种熟悉感。同时这种套用不是毫无创意的搬用,其中渗透了作者自己的观察。同时,他在对村落描写的过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诗的主人公——上计吏,将全诗前后两部分对比的内容天衣无缝地接合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对上计吏的形象刻画,也是始于对其衣饰的描写,乌帽长衫的打扮同农妇农夫的白裙绿衣区分开来,不但显示出上计吏与农夫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使人联想到它好像一个小小的黑点玷污了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间辛勤劳动的纯朴气氛一样。上计吏自我介绍的一个“自”字、谎称自己本生于帝乡,巧妙地表现了上计吏急于自炫身份的心理,这些使他的登场成了与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谐的音符。
诗歌自上计吏出场后,便以他与农人对话的方式将诗的主旨缓缓道来。汉乐府诗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情节、表达感情的比比皆是。刘禹锡借用这种古法与他反映时事、讽喻时政的写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朴的农夫并未屈媚于他的特殊身份,对上计吏的应酬颇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细。“君家侬定谙”可谓快人快语,说明农夫知道上计吏本来也是出身于附近乡村的,反驳了上计吏吹嘘自己的谎话。“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刻画了计吏自从当上小官、去过一趟长安后便自谓身份高贵、不认故人的作派。话虽是对“这一个”计吏而发,却也概括了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官贵民贱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计吏没有听出田夫话里的讽刺意味,反而“笑”着致辞,仍极力炫耀自己。这一“笑”正显出他的愚蠢。“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活画出尚未脱掉土气的计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虚荣浅薄的性格。然计吏的夸耀揭露出了朝廷卖官鬻爵的现象。“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诗讽刺的重点。既然计吏的姓名补入朝廷禁军的缺额,只须拿出些筒竹布便贿赂得来,那么官职当然也可随意买卖了,一个“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钱。“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这种推测既是计吏的自夸,也道出了诗人的忧虑——一个毫无见识,等同于农人的计吏凭借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员。但让这话出自一个小小的计吏之口,则收到比诗人直接议论更强烈的效果。连计吏都觉得官价便宜,更可见出皇家卫士名额之贱,朝廷卖官鬻爵之滥,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连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铜臭二字。全诗写到计吏得意忘形地预卜自己将会高升的前途时便戛然而止。听了这一席话农夫的反应如何,则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留下了无穷的余味。这一段对话全用口语,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体现了诗人通俗活泼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特色。
这首诗前面的写景、后半部分巧借对话委婉传达讽喻主旨,朴实简练,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未及一语表达诗人的观点,也没有评论的陈述和激动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叙述,但讽谏的意旨已达,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纸背。这首诗表情达意、深入浅出、题旨深远,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从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细节描写到人物对话都深得汉乐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现出诗人明快简洁幽默的独特风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增添了光彩,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一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