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写出薛师石不求利禄，超乎世俗的情怀。“悠然”，超远之貌，在这里似乎兼有“心远”与“地偏”两重意思在内。结庐之境远隔嚣尘，这是“地偏”；胸襟之中不慕功名，这是“心远”，索居于会昌湖西的薛师石是做到了这两点的。
颔联“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是写这位隐士所从事的事情。看了这一联，会使读者想起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隐逸之士，其劳动并非为了糊口，其读书并非为了功名，而都不过是精神寄托而已。试想，耕种累了就读读书，“半耕半读”，这是一种应么充实、自在而又富于情趣的生活。不过诗人这两句与陶渊明的诗句情旨虽同，在句法上却有一点区别。陶渊明的诗句字面本身就透出一种从容、闲适之意。诗人的两句是说：每曰只顾忙着应付种瓜的事还不算，而且要抽出一半儿时间来读书。这“惟应……犹被……”的句式，透着忙上加忙的意思。其实，这里是通过“忙”来写闲的。诗人这里通过种瓜、读书的“忙”，来把薛师石超然遗世的闲适之情巧妙地映带出来了。
颈联“野水应于地，春山半是云”化用姚合《送宋慎言》：“驿路应连水，州城半在云”两句，写的是薛氏瓜庐四周的景色，前一句写湖沼的景象非常贴切，后一句写远处的云山也很传神，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图。这是一种洋溢着“野趣”的、不带人工痕迹的自然美景，与隐士的情怀是那样的合拍。可以说，此外境本身就是隐士心境的反照。
尾联“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直接抒发诗人对于薛氏瓜庐的感触。““圃”本指种蔬菜，这里指薛师石以种瓜隐居而言。这一联惋惜的慨叹，在诗中起的是“卒章显志”的作用，从而把诗人自己对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正面传达出来。
全诗用典贴切，章法布置有序，读来颇为流畅。
这首诗是毛泽东于1955年来杭州疗养时所作。说到杭州，我们马上会联想起“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毛泽东对西湖这一城市名片绝口不提，反将笔墨都花费在杭州周边的群山上，看似有些买椟还珠，但内中却有其原因。其一，毛泽东生性豪爽，与西湖的柔媚绮靡本就扞格，而与雄峙苍莽的山峰甚是合拍，将这种性格融入诗歌之中，便总是倾心于编绘“倒海翻江卷巨澜”、“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壮容。于是我们在他的诗词中总是为“苍山如海”的娄山、“横空出世”的昆仑山、“望断南飞雁”的六盘山和“磅礴”的乌蒙山所打动。当然，他的诗作中也有许多写水的作品，但写水时写的也多是“浪遏飞舟”，如“铁马”、如“雪花”的怒涛，很少描绘平静柔美的水。这与毛主席一生戎马的经历和慷慨豪迈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其二，毛主席时有失眠之苦，在杭休憩期间，医生建议他多进行登山、游泳等活动。游泳时限制较多，相比之下，登山不仅可以放松心情、锻炼身体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且条件更为便利。杭州的山峰地势平缓，植被繁茂，正是山行放松的好去处，据说毛泽东在杭州疗养时几乎日日携书登山，在山顶阅读休息片刻，再另行觅路下山，那根著名的、胡志明的烟斗都换不来的竹杖便是他在杭州期间为方便登山所制。精神上的契合与休养期间的频繁接触也许正是毛泽东对杭州诸山情有独钟的原因。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描绘了五云山的自然景色和地理位置：五云山上飘飞着五颜六色的云彩，形成一道奇妙的景观，让人大饱眼福；五云山远远地连接着西湖群山，近处轻轻地擦过钱塘江江堤。“五云山”是西湖群山之一。《云栖纪事》云：“山之巅有五色瑞云盘旋其上，因名。”可见，五云山因传说有五色彩云萦绕山顶经时不散而得名。
明人张岱在《西湖寻梦》中对“五云山”有以下描述：“冈阜深秀，林峦蔚起，高千丈，周回十五里……五峰森列，驾轶云霞，俯视南北两峰，宛若双锥朋立。长江带绕，西湖镜开；江上帆樯，小若鸥凫，出没烟波，真奇观也。”说明五云山的自然景色自古有名，历史悠久。“五云山上五云飞”，这是一个让人叫绝的佳句，全句七个字，竟两写“五云”。此处的重复，恰好道出了该山的奇妙传说和动人景色。第一个“五云”言的是山，第二个“五云”说的是云。这种连珠妙语，形象美好，声律动听，在我国古诗中早有垂范。“远接群峰近拂堤”进一步写“云飞”的情况：它“远接”西湖周围的“群峰”，“近拂”钱塘江的大堤，可见“云飞”范围之广。“群峰”，指西湖西面和南面的北高峰、南高峰、美人峰、灵峰山、月桂峰、白鹤峰等诸峰。这里的“堤”，指邻近的钱塘江江堤。“接”为连接，“拂”指轻轻擦过。“接”、“拂”两个动词状写“云飞”的气势，十分传神。“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作者纵行五云山中，观祥云布展，流莺殷勤，忽有所悟，乃在末尾两句中以设问方式叙出。杭州西湖名满天下，赞者在在多有，但赞者越多，游人便越密，喧嚣嘈杂之际，再好的景色，也难免沦为“一无可看”。五云山名气不响，当时离市区又远，罕有人迹，但重峦叠嶂之间，杂花茂树，鸟语莺啼，自有一番清幽之趣。据说毛泽东游五云山的时候，没有通知随行的官员，只带上身边警卫等寥寥数人，轻装简从，从钱江果园沿山径而上，经五云山一直走到上天竺，在四个小时中不与外界联系，处于“失踪”状态，归来之后，兴而有作。毛泽东一生经过大风大浪无数，建国后又日理万机，至杭州本为休养身心。因此，热闹的西湖对他应该已难有什么吸引力；相反，置身山野，享受孤独漫步的心情，恐怕是他此时最需要的。
五云山位于西湖南部群山之中，近与万岭山、琅珰岭、狮峰岭、棋盘山、上天竺联袂，远与南北二高峰对峙，而钱塘江堤则近在山脚下。故次句言“远接群峰近拂堤”。此句将五云山远近水光山色尽揽其中，气势不可谓不宏，境界不可谓不廓；而“接”、“拂”二字，又将“五云山”与毛泽东其他诗中的“怒涛”、“飞浪”等意象区别开来，于刚健之中自饶和婉。
《五云山》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诗人注重描写自身感官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却写得有声有色，让人喜读，令人耐读，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自身感官感受，并且获得了成功。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总离不开人的感觉器官。目视、耳闻、品味……为了形象地描写客观事物，使读者也有切身的感受，作家常常细腻地描写人的感官的种种感受。本诗前两句“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诉诸视觉，后两句“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诉诸听觉，前者为后者作铺垫，重点突出“此中听得野莺啼”。由于作者具体地描写了自身感官的感受，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毛泽东着重描写野莺之啼，意在表现他心中美好闲适的情调。
这首诗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所作的咏物诗。此诗运用比喻的手法，赋予菊花以英雄风貌与高洁品格，把菊花作为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象征，以百花喻指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形象地显示了农民起义领袖果决坚定的精神风貌。全诗辞采壮伟，设喻新颖，想象奇特，意境瑰丽，气魄雄伟。
“待到秋来九月八”，意思是重阳佳节未到，而诗人即赋诗遥庆之。“待到”二字迸发突兀，“骤响如爆竹”，具有凌厉、激越的韵致和可望在即的肯定意味。“九月八”在重阳节的前一天，从诗情奔腾的湍流来考察，诗人不写“九月九”而写“九月八”，并不仅仅是为了押韵，而且还透露出一种迫不及待，呼唤起义暴风雨早日来到的情绪。
“我花开后百花杀”，一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用金菊傲霜盛开与百花遇霜而凋所造成的强烈对比，显示出菊花生机盎然的顽强生命力，一方面暗示了农民起义风暴一旦来临，腐败的唐王朝立刻就会像“百花”遇霜一样，变成枯枝败叶。
第三、四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是对菊花胜利远景的预见和憧憬。第三句写味，“冲天香阵透长安”，这香，不是幽香，不是清香，而是“冲天香阵”。“冲天”二字，写出了菊花香气浓郁、直冲云天的非凡气势；“香阵”二字说明金菊胜利时决非一枝独放，而是群体皆荣，包含了朴素而深刻的天下太平观念；一个“透”字，又显示了菊花香气沁人心脾、芳贯广宇、无所不至的进取精神。
“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说菊花无处不有，遍满京都；“尽带”是说这遍满长安的菊花，无一例外地全都披上了黄金甲。身披黄金铠甲，屹立在飒飒西风之中，抗霜半寒，傲然怒放，这形象是何等英武！何等俊伟！况且，“满”城“尽”是，如同云霞，映照着天空；如同烈火，燃遍了长安！这里所歌咏、所塑造的，不是单独某一株菊花，而是菊花的“英雄群像”。
这首诗是以菊喻志，借物抒怀，通过刻画菊花的形象、歌颂菊花的威武精神，表现了作者等待时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魄。当农民起义的“重阳佳节”到来之日，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威风扫地，不是如同那些“百花”一样凋零了吗？当浩浩荡荡的义军开进长安之后，那身着戎装的义军战士，不是像这满城菊花一样，金烂烂辉光耀目、威凛凛豪气冲天吗？这首菊花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颂歌。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既写了菊花的精神，也写了菊花的外形，形神兼备；既写了菊花的香气冲天，又写了菊花的金甲满城，色味俱全，形象十分鲜明。语言朴素，气魄宏伟，充满了使人振奋的鼓舞力量。
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