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情感曲折细腻见长,与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一般构思有别。“时光”句与“离亭”句,将时间空间交织在一起,于是,“长恨”便通过小小“泪滴”形象地折射出来。短短四句胜过万语千言。下片只用“西风”、“淡月”便勾划出秋夜的凄清。在此无可奈何之际,离妇的渺茫希望只能寄托给迷蒙的梦境。然而一声雁唳,却又将她从梦中唤醒,无情的现实更增添雁归而人未归的失落与惆怅。尽管如此,凄凉落寞之中仍暗暗透出一种乐观的希望。温润秀洁,境象高远,颇能引发读者的遐想。
“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人们眼前,逼着人们不能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起来了。
“不信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问,不应该永远彼此分开,永远在离别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不妙,事实却又正是如此。再想想吧,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慨叹不已。
“泪滴春衫酒易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怅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衫”,可见连酒也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
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紧。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而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以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最高的频率。
下片先写不眠,次写惊梦。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它也受到西风的威胁。
“长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已经是“泪滴春衫酒易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它也受到西风的威胁。
“好梦频惊”写每当希望“好梦”多留一霎的时候,它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齐奔集而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样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易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字为点睛之笔,承上启下,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沉重的分量。
“何处高楼雁一声”写室中人沉抑的情绪正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鸣。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唳,响彻天际,透入人心,它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一个顶峰了。这一声代表什么呢?是感觉秋已经更深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呢?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怅惘之情使人不能自已。
但总的说来,此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此词结句,用意是何等超脱高远,它把感情升华到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读该诗,自然想到作者《满江红》词中“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描写,两相比较,皆直抒胸臆,气势健举,可互为诠解。本诗中作者表达必将一雪靖康之耻,迎接君王车驾还朝的忠君之情,是一种报效祖国,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之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忠君与爱国在一般人眼里是同一的,岳飞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局限。
该诗开头“雄气”之“气”,即为诗眼,诗人之怨气、将军之怒气、爱国者的浩然正气,直冲云霄,通平天地气之所生,在“君仇”未报,如何报仇?作者要斩除敌人迎回君王,为民族大义,非一己利益。末句掷地有声,震聋发聩,凸现出诗人的形象与品格。结合诗人的人生行事,鉴赏者读此诗自不会因其平直显露,而否认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句是全诗的主旋律,这种直冲霄汉的英雄之气,使岳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第二句的“君仇”,指金兵掳掠徽、钦二帝北去一事,他鞍马征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复失地,雪靖康之耻。因此接下来,第三句表示要迎接二帝还朝。最后一句展示了岳飞的思想境界。作为一员战将,出生入死,不为拜将封侯、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忠君王,一雪国耻。这种“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理想,是中国古代高尚士人们的人生追求。
文学史上,岳飞的诗名不显,但这首诗却豪气流贯,激昂壮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