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忆故人》,词牌名。《词谱》:“一名《虞美人影》,张先词或名《胡捣练》,陆游词名《桃园忆故人》,赵鼎词名《醉桃园》,韩淲词有‘杏花风里东风峭’句,故名《杏花风》。”双调,四十八字,上下片各四句四仄韵。
此词系忆苏姬。它与《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一为忆苏州去妾,一为怀杭城亡妾。两词可互相参阅。
“越山”两句,述越中风景。“西陵浦”,即西陵渡。此言词人由吴至越地,眼中越山青青,阴风凄雨,隔断了词人遥望当年两人分别之处——西陵浦。“潮带”两句,忆旧日离别。“潮”,指钱江潮。《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中有“烟波桃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讲的也是西陵地处钱江潮的余波。此言西陵地处钱江潮尾,暮色中江潮起,阻住了行舟的航速,由此词人想道:当年我不也是在这儿折柳赠别,劝阻你离别吗?但终于你还是离我而去,使我离愁之恨一直延续至今。上片写作者触景生情。
“桃根”两句,借典寄愁。“桃根桃叶”句,化用王献之《桃叶歌》典故。“桃叶”,系晋王献之妾。王有《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这里借喻与去妾分别。此处是说:这里正是当年两人分离的渡口,所以今天旧地重游,听到传入耳中的船桨声,也觉得它似在为两人的分离而呜咽哀伤。“燕子”两句,借物寄愁。言词人见燕子在即将启程的船桅上呢喃不停,似乎牢骚满腹地埋怨,留不住这美好的春色,也留不住帆樯的启行。真是好景难住,人难永聚,两地相思意,千言万语诉说不尽。这燕子呢喃之语,似乎还在向词人诉说去姬寄来的言语,可惜这些言语终究难解词人的相思心结。疑姬去之后的信来诉说其苦衷,所以有此一说。下片借景抒情,寄托愁思。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商妇问题,是利欲与人情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尖锐的问题。诗词作者人人都很重感情,同时又都鄙薄利欲,因而在他们笔下就有许多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用“嫁与弄潮儿”的痴想表达商妇的痛苦,感情至为深切。江开此词虽不及李诗的含蓄隽永,但由于篇幅较长,因而对感情的剖析却更加细致。
章法安排上,这首词前半片偏重叙事,后半片偏重抒情,层次井然,条理清晰。上半片叙述商人的丽次外出:“春时江上廉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中间虽有“秋晚恰归来”一句,但说“恰归来”,说“船又开”,可见其间的间隔是极短暂的。因此,上半片其实就是“朝朝误妾期”的具体描述。
下半片抒情,吐露的是商妇情绪的三个方面:“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倾诉守空房的孤独;“情少利心多”指责商人情薄;“郎如年少何”慨叹青春虚度。不过,读这首词,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条理极清楚,还应当看到它照应极严密。比如,上半片说“春时”出去,“秋晚”归来,那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商妇是独守空房的,何况眼下“看看船又开”,这一出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些描写,实际上就是“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的最具体、最生动的反映。上半片中关于春去秋归的叙述,实际上是商人全年行踪的概括,而结尾处“郎如年少何”所抒发的青春难久的感叹,就正是一年年韶华虚度的必然结果。《七颂堂词绎》说:“古人多于过变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头绪,不成章矣。”这首《菩萨蛮》上、下两片分工明确,但下片之情全本上片,上片之事又处处含情。其布局之精巧,可谓如出天工。
这首词的用字也很有表现力,如:首句写别离的时令气候:“春时江上廉纤雨”,春天是人们最动感情的时候,适于此时离别,已经倍觉伤神;不料又遇上“廉纤雨”,淅淅沥沥,自然更添凄凉。第三句用“秋晚”二字渲染衰飒的环境气氛,同时又正好成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写照。另外,这一句说“秋晚恰归来”,下一句接写“看看船又开”,“恰”字同“又”字的配合,对主题的表达也极有力量。再说,“看看”二字传达女主人公在商人又将离去时的心理,使读者看到她前番离情未酬,此番分手在即时怯别的情绪,也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又如,上半片连用两次“开船”,构成商人不断离去的气氛,下半片中“嫁郎如未嫁”、“情少利心多”两句各自形成对比,在揭不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