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这首送别诗通过想象描绘了吴地秀美的风光,毫无离别时的伤感情绪,笔致新颖可喜,仅在结尾处轻轻点出送别之意。唐代的苏州又称吴郡。作者送人前往漫游的吴县,又叫姑苏,是当时苏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儿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丝织品闻名全国,还有不少古迹,作品抓住这些特点,通过描绘,便把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活托出来了。作者对它熟悉而又有感情,所以人们读来亲切有味。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的最大特色是水。自从伍子胥在苏州建城以来,城里水道纵横,渔船星数,水上的生活便一直是当地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诗歌的颔联承接“人家尽枕河”而来,点明的就是这样的当地特色。“古宫闲地少”这五个字是杜荀鹤用漫笔写出的苏州历史。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首都,在漫长的时光变迁里,苏州已经由一个政治要地转变为经济重地了。在唐朝,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虽然没有宋朝那么明显,但带来的直接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有“古宫闲地少”的情况出现。
“水港小桥多”则是诗人用写实般的白描手法营造出来的水乡美景。对于国家政治文化重心所在的北方来说,一座水城如若不是亲眼所见,总是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简单的意象组合就能为没来过水乡的人们营造出一个梦般的图画:弯弯的河道,较之于整齐宽敞的官路,多的是潺潺流动的灵性。遍布的小桥,连接着生活的此岸和彼岸,蹲在桥上的时光以及人们伫立桥头眺望远方的守候,也不是北方那挣扎在朔风之下坚韧得近乎麻木的汉子们所能轻易理解的。小桥、流水构建的生活,有着令人心折的精致和让人轻易陷入的漫不经心。这样的美,别处寻无可寻。
生活是流动的。生活中所有的美丽都是从流动中彰显出来。“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杜荀鹤很喜欢“夜市”和“春船”的组合,在另一首《送友游吴越》里,“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便和这句异曲同工。像这样繁荣、热闹的诗句,读来是非常喜人的。在中国古代,只有经济发达的城市才会有夜市,莲藕则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水产。绫罗绸缎又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仔细吟诵诗句,仿佛真的可以看见操着苏州话的人们正趁着夜市的灯火谈论生计。那些远方微明的灯火,一晃一晃,仿佛黑夜中闪烁温暖的星星。水乡所有的生活,就像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世外桃源,在微醺的醉意里,融化了。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此联是诗人所设想的别全诗于后情景。此处才道出了送别之意,足见诗人谋篇布局之匠心独具,显得余味悠长,耐人寻味。
此诗以想象出之,格调清新活泼,篇末喟然一叹,可谓动人情思,引人遐想。诗人笔下的江南水乡,在其精心描绘下更是活脱而出,令人读来如临其境,恍如人在画中游。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妹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妹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妹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妹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妹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辱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妹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