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国”两句，点出“情”系何物。此言情之所衷，则“情人眼里出西施”，自然她定是倾国倾城貌，天下第一美女之尊号也非她莫属矣。情，似花妖艳而非花，似雾朦胧而非雾，情实是为一种发诸心端的感性表现矣。“春风”三句，承上继续发挥。言情之所衷，故心上人理应比西子妖娆，比玉环更显得宁静脱俗。她在情人心目中有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诗）的处在独步群芳的至尊地位。“铅华”两句，继续承上发挥。说在情人眼里，她虽不施脂粉，却是“清水出芙蓉”，所以即使是传说中的巫山神女，洛水宓妃也比不上她的美貌。“似恁地”两句，点明系单相思。言词人心目中这样一个标致无双，完美无缺的绝代佳人，却被人为地深藏在画楼深处，使之无缘相见，只能以单恋、梦想聊解相思耳。
“曾被风”两句，设想“画楼”中人的生活起居。言这位佳人住在画楼中，春风却可以轻易吹拂她的面容，秋月也可以随便照亮她的倩影。这也是对己之不能一见其面，作无奈的感叹。“似花”两句，再赞其美照应上片。言这位佳人似花鲜艳而胜于花，如柳婀娜更比柳飘逸，所以花为之羞闭，柳也心生嫉妒也。“不教”两句，臆想也。言心中的美人啊千万不要叫她歌舞，恐怕她翩翩起舞时化作彩云飞升而去。“信下蔡”两句，总结其美，为她作词而歌之。“信下蔡”一句，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句意“惑阳城、迷下蔡”。“阳城、下蔡”都是楚国贵公子的封地，这里泛指纨绔子弟。“宋玉”，屈原弟子，词赋家，这里借代词人自己。词人说：情之所衷正如宋玉所说可以“惑阳城、迷下蔡”，左右一切矣。因此我且填上这首《东风第一枝》词，作为对她的歌颂吧。
这首曲子描述宴会后赏花的逸兴。
春宴过后，携扶友人带着美酒步出楼台观花，看过褪妆的红梅，又观刚刚开放的杏花，面对此情此景，作者诗情满怀，联系自己的身世，发出了感慨：“休随刘阮到天台。仙洞窄！”在这里作者表示，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但又要高出刘、阮一筹，决不隐逸避世，而是要担当起编撰金史的历史重任。这一句点题，说明了全曲的主旨。
元好问自金亡后，一直不仕，在故乡构筑野史亭，专心致志，纂修金史，修成《壬辰杂编》《中州集》，保存了金代的作品和史料。作者在饮宴赏春时，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实在难能可贵。
戍边将军腰缠三尺龙泉宝剑，吹毛断发，寒光闪闪。只是平日里，它静静地斜卧金鞘之中，很少有人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他身上佩戴的那张良弓，射雁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随身携带的百只神箭，箭羽迸发似金华，耀人眼目。他曾在出生入死的前线冲杀征战，曾为保家卫国戍边守土竭尽忠贞。他立志不断地建功立业，期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君王的召见，扬名天下，威震八方。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是一首赞颂爱国将军之词。上片通过爱国将军佩备的剑和弓来塑造将军的形象。龙泉宝剑三尺长，剑匣里面暗收藏，一张良弓射落雁，百只箭镞闪金光。妙在不直接描绘将军魁梧的身材，而是通过这罕有的宝剑良马，使读者感受到将军的威武和超群武艺。下片着重写将军的精神风貌，揭示其内心活动。他为国竭尽忠心，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他渴望建功立业，博得君王赏赐。至此，一个性情略显张狂，但质朴率真、憨直爽朗、英武过人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光彩照人。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语言浅显明白，词风朴实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爱国主义的乐观情调，抒发了爱国将军要求为国建功的英豪之气。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