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开河朔千人帐，书用黎阳一补泥。
水曲箭波喧夜橹，原田丝雨劝春{黎人水换牛}。
可嗟未预元规论，坐据胡床送月低。
宴开河朔千人帐，书用黎阳一补泥。
水曲箭波喧夜橹，原田丝雨劝春{黎人水换牛}。
可嗟未预元规论，坐据胡床送月低。
这首词写的是一位貌美的舞女和她轻盈的舞姿，主要描写其舞姿。
上阙起首二句“有个人人，飞燕精神”，人人”二字传达出了词人对她的喜爱之情，然后词人将舞女比作赵飞燕，简练而直接，说明她既有美丽的容貌，又善于舞蹈。
接下来，词人对舞女及舞姿进行了具体的描绘：“急锵环佩上华裀。促拍尽随红袖举，风柳腰身”三句写舞女的舞姿，在叮叮当当的环佩撞击声中，她疾步踏上华丽的地毯，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尽情地甩动红袖，那舞动的身躯如同轻盈的柳枝在风中摇曳。
下阙紧接上片，继续描绘舞女，“簌簌轻裙，妙尽尖新”二句写舞女的装束，她美丽的衣裙飘动起来，发出簌簌的声响。
“曲终独立敛香尘”一句，舞女停止了舞步，词人没有直接描写舞女亭亭玉立的静态美，而是从旁着笔，写她舞步惹起的香尘的凝结。香尘似是随着她的静立而凝住，这本是观赏者的一种错觉。词人的词笔将错就错，用来衬托舞者独立之时雕塑般美丽的造型。
“应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二句显示了柳永对她的爱怜之意，并且词人将舞女皱眉的样子比做西施，用来回应开头，首尾呼应。另外词人并没有解释舞女为何“眉黛双颦”，这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
此词如同几幅速写画，短小而精致，简单而传神。词人抓住了舞女神韵和体态，用了“飞燕”、“急锵环佩”、“促拍”、“红袖”、“风柳腰身”、“簌簌轻裙”、“独立”、“香尘”、“眉黛双颦”等字词，既有神态的表露，又有音响地描绘；既有体态的描写，又有内心的刻画。将一位风尘舞女的形象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在《周颂·访落》中，周成王诉说自己年幼，缺少治国经验，请求诸侯辅助，既陈实情，又表诚意。当然，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诸侯，更需要的是施以震慑。诗中两提周武王（“昭考”“皇考”），两提遵循武王之道，震慑即由此施出。
参与朝庙的诸侯均是受武王之封而得爵位的。身受恩惠，当报以忠诚，这是道义上的震慑；武王虽逝，他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包括强大的军队）仍在，这是力量上的震慑。
最有力的震慑是诗中表达的遵循武王之道的决心。如果说“率时昭考”还嫌泛泛，“绍庭上下，陟降厥家”就十分具体了。武王在伐纣前所作准备有一条“立赏罚以记其功”（《史记·周本纪》）与诗中“上下”“陟降”相似，惟成王所处时局更为严峻，他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为严厉。舜即位后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这是成王可以效法，并可由辅佐他的周公实施的。
《周颂·访落》其实是一篇周王室决心巩固政权的宣言，是对武王之灵的宣誓，又是对诸侯的政策交代，真诚而不乏严厉，严厉而不失风度，周公也借此扯满了摄政的风帆。
本篇起二句以简炼的笔触，概括地写出了西湖的广阔与繁华。“烟波阔”，一笔渲染过去，背景很有气派。“风里丝簧声韵咽”，则是浑括不流于纤弱的句子，使人想象到那广阔的烟波中，回荡着丝簧之声，当日西湖风光和一派繁华景象，便如目前。
三、四句承次句点到的丝簧之声，具体写歌舞。“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写的不是丝簧高奏，而是舞后。但从终于静下来的“裙带绿双垂”之状，可以想象此前“舞腰红乱旋”的翩翩之态；从“香腮红一抹”的娇艳，可以想象酒红比那粉黛胭脂之红更为好看，同时歌舞女子面容之白和几乎不胜酒力，也得到了传神的表现。
换头由上片点出的“酒”过渡而下，但描写的角度转移到了正观赏歌舞的人们的一边。六幺是一种琵琶舞曲，花十八属于六幺中的一叠。因其包括花拍，与正拍相比，表演上有更多的花样与自由，也就格外迷人。酒杯手，连“琉璃滑”都感觉不到，为贪君歌舞而忘情之状。这样，转入明朝，就跌宕得更有力了。“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明朝”不一定机械地指第二天，而是泛指日后或长或短的时间。随着人事的变化，今天沉醉不觉者会有一天被车马带向远方。那时，异乡，甚至无可奈何的孤独寂寞中，回首画桥风月，该是何等惆怅。
词中关于西湖烟波、风里丝簧和歌舞场面的描写，似带有欣赏的意味，而车马东西，回首画桥风月的惆怅，则表现出无可奈何之中若有所失又若有所思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