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首句先写长檠，以宾写主，以长檠无用托短檠有用；接四句逐步深入，写短檠可以近床裁衣，寄远怀人；又接六句，写短檠可以提置案前，攻书习文，射策取第；最后以长檠高张，短檠被弃为慨，惊叹世态炎凉。此诗全用比兴，构思巧妙，结制缜密；是立意好，兴趣深，写法奇，一脉贯通的好诗。

　　诗中“八尺长檠”（豪华高灯）与二尺短檠”（太学生所用小灯）的对比，诗首尾俱咏此。开首就道“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联系诗“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句，可知“空自长”指富贵人家恣纵淫乐的空虚生活。诗人否定这种生活，“吁嗟世事无不然”！可叹世上苦心追求这种生活的人还有的是。所以诗人觉得有必要对学生来一番剖析，应以“短檠二尺便且光”自豪，傲对“长檠八尺空自长”。自甘淡泊勤奋，而且非仅一时，而是一世。长短灯檠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对比象征。

　　中间部分自“黄帘绿幕朱户闭”至“看书到晓哪能眠”共十句，写太学生挑灯苦读彻夜不眠。已是深秋季节，因为路途遥远，家中寄来的冬衣尚未到，只好忍耐这严寒。诗中特写一位“东鲁儒生”，可能是韩愈所赏识的勤奋好学而多才的年轻人，来国子监就读准备应礼部会试。他与短灯檠为伴， “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二十岁就已经白了头发。

　　“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将短灯移近，又是写又是读，奋战不已。看着这有为的青年，韩愈赞赏同情，又不免有点隐忧，怕青年一旦飞黄腾达便抛弃了艰苦勤奋的好作风。所以末四句便特别提醒青年人：永远别忘了墙角的二尺短灯檠。

　　韩愈这个时候已经年逾不惑，已走了人生的大半路程。此次由职方员外郎重调国子博士，乃是降低职位，但他心无怨尤烦躁之情，读此《短灯檠歌》可知。一位忠诚职守的老师、甘为学生照明路途的“短灯檠”的形容跃然纸上。大言之，“短灯檠”精神可说是韩的一种人生志向，非仅为对青年的期望。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把陆游的词分为三类：“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这首《鹧鸪天》可以算是陆游飘逸高妙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上阕开头二句：“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把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写得是如此的优美而又纯净。“苍烟落照”四字，不禁让人联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意境，一经讽诵便难以忘怀。“苍烟”犹青烟，字面已包含着作者的感情色彩。“落照”这个词里虽然没有表示颜色的字，但也有色彩暗含其中，引起读者的多种的联想。词人以“苍烟落照”四字点缀自己居处的环境，意在与龌龊的仕途作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第二句中就直接点明住在这里与尘事毫不相关，可以一尘不染，安心地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也正是陶渊明《归园田居》里“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体现。

　　三、四句对仗工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玉瀣”是一种美酒的名称，明人冯时化在《酒史》卷上写有：“隋炀帝造玉瀣酒，十年不败。”陆游在诗中也不止一次写到过这种酒。“黄庭”是道经的名称，《云笈七签》胡《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黄庭遁甲缘身经》，都是道家谈论养生之道的书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喝完了玉瀣就散步穿过了竹林；看完了《黄庭》就躺下来观赏山中美景。一二句写居处环境的优美，三四句写自己生活的闲适，体现了作者惬意的生活。陆游读的《黄庭经》是卷轴装，所以边读边卷，“卷罢黄庭”就是看完了一卷的意思。

　　下阕开头：“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啸傲”，指作者歌咏自得，形容旷放而不受拘束的样子。不单是陆诗用了“啸傲”此词，其他诗人也经常用此词，比如郭璞《游仙诗》：“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陶渊明《饮酒》其七：“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词人说自己贪恋这种旷达的生活情趣，任凭终老田园；随处都能见到使自己高兴的事物，何不随遇而安呢？这几句可以说是旷达到极点也消沉到了极点，可是末尾两句陡然一转：“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这两句可以说是对以上所写的自己的处境作出了解释。词人说原先就已知道造物者无情（他的心肠与常人不同），它白白地让英雄衰老死去却等闲视之。这难道不是在怨天吗？但同时也是在抱怨南宋统治者无心恢复中原，以致使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

　　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中讲到，南宋乾道二年陆游四十二岁，以言官弹劾谓其“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隆兴通判，始卜居镜湖之三山。这首词和其他两首《鹧鸪天》（两首开头句分别为：插脚红尘已是颠、懒向青门学种瓜），都是这时候写下的。词中虽极写隐居之闲适，但那股抑郁不平之气仍然按捺不住，在篇末终于流露出来。也正因为有词人那番超脱尘世的表白，所以篇末的两句就尤其显得冷隽。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