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此词写春日恋情，上片由内而外，勾画出室内氛围的温馨安谧与室外景象的秀丽明快，传达出心情之欢愉及情思之深长；下片以激动的笔调直接呈现意中人光彩照人的形象，借竹粉粘袖、面色泛红二细节，显示其相会时的兴奋与喜悦，反衬自己对爱情的陶醉。结尾点明回忆昨日相会，并再度陷入幸福的回忆。全词今昔交错，开合自然，辞情跳跃明快，含蓄隽永。
爱情本是清真词乐章的主旋律之一。然而爱情的艺术表现在清真集的许多篇章中，则给人以日新又新之感。清真词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这首描写初恋的词作，就颇有独到之处。
上片写的是现境。“灰暖香融销永昼”，词境展开于室内。词中男主人公面对香炉，炉中香料一点一点地销为暖灰，袅为香气，暖香盈室。漫长的白昼，一点一点地流逝着。他显然在其味深长地体味着什么。“销永昼”三字，春日之深永，与情思之深永，交融而出。词境是安谧温馨、溶溶泄泄的。
“蒲萄架上春藤秀。”人物的视境转至窗外。下一“秀”字，窗前初生新叶的葡萄架上，顿时便春意盎然。这番明秀景致的观照，把欢愉的心情充分映衬出来。上句写春日之深永，此句写春色之明秀，皆是静景，下句则写动景，视境展向院子里。
“曲角栏干群雀斗”，下一“斗”字，写尽鸟雀之欢闹，既反映出其心情之欢愉，又反衬出所居之静谧，从而进一步暗示着那人此时情思之深永。下边两韵，将词境推向更加高远。
“清明后，风梳万缕亭前柳。”清明后，点时令，时当三月中，同时也是记下一个难忘的时间。歇拍描绘春风骀荡，柳条万缕婆娑起舞于碧空之中，笔致极为明秀欢快。对于先民愉悦的缘由，是在下片。
过片以下三句是追思实写，即不用忆、念一类领字，直接呈示回忆中情景。“日照钗梁光欲溜。”一道明亮的阳光照耀在这位女子的钗梁上，流转闪烁。这一特写是真实的，它逼真地反映了初次见面的深刻印象。但又是别出心裁的，它比描写美目转盼更富有暗示性象征性，它启示着女子的美丽和自己感受的强烈而不可磨灭。全篇有此一句，精神百倍。
“循阶竹粉沾衣袖。”沿阶新竹横斜，当她迎面走来时，竟不觉让竹粉沾上了衣袖。这一描写，暗示出女主人公内心的激动。正是因为如此，她甚至于“拂拂面红如著酒”。其实，她是因初次相会的喜悦、幸福还有羞涩而陶醉了。这次相会的时间，“沉吟久，昨宵正是来时候，”原来，相见就在昨日里。沉吟久，不仅将上边逼真如在眼前的情景化为回忆，而且交代了，上片永昼情思的全部内容。今日整整一天，他都沉浸在欢乐的回忆中，足见他与女主人公一样因爱情而陶醉。词情至此，已将双方的幸福之感写出，意境臻于圆融美满。
论艺术造诣，这首词有三点特色。
第一，是结构的大开大阖。上片是现境，过片以下三句是追思实写，结二句又收回现境，同时又挽合着昨日相见的回忆。情节既错综往复，词情便动荡变化。这样的结构，有力地表现着男主人公心情的激动。结构的大开大阖，情节的错综安排，原是清真词的一大本领，但多运用于长调，像这首词也具有这一特色，更是可喜。
第二，是意境兼有开朗而又含蓄之妙。词境由室内而窗外，而院落，再推向春风杨柳的空间，一步步开放。开放的词境，体现了人物开朗的心态，欢愉的心情。欢愉之情既然融化于境象之中，蕴而不露，便有含蓄之妙。上片所写一事一物一片风景，无不表现着人的深深喜悦。初恋之人，心眼所向，万物生辉，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了上片今日回忆时情境的衬托，则下片所回忆的昨日相会，其印象之深刻，感受之强烈，就更为突出。
第三，是炼字的神韵而自然。尤其是次句之“秀"字、三句之“斗”字、六句之“溜”字炼于韵字上，,既传出意境、人物之神韵，又增添了声情的美听。这些炼字都不见用力的痕迹，炼而不显得炼，归于自然。比起后来一些南宋词人矜奇斗巧的炼字，便有天工与人巧之分。
禅是生活，生活离不开诗。历代诗歌里，有禅境或受禅的浸染，带些禅味的，不啻漫无涯际，简直是浩如烟海。唐宋以来的诗人，往往出入于儒道佛之间，几乎没有不沾上一点禅味的。从本性上说，禅是出世，诗是入世，二者原可分离。但自唐以来，二者却如怨偶情鸳，彼此交融，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与“清溪主人”因交谊往还而更唱迭和，互相影响，因禅境氤氲而生禅悦，就是一例。
这首著名的禅诗，反映了李白从宦海、尘俗中解脱出来而倾心于艺的一种禅悦心态。诗人虽号“青莲居士”，其实并非佞佛或皈依佛门，而是向往于佛禅之境界、陶醉于佛禅之意趣、所谓士大夫之流的“自耽禅悦”耳。仅从只有六句的诗篇里，就流淌出李白血性中佛禅的一脉灵源，呈现出一种恬淡空灵的禅意悟境。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运用白描手法交代深山夜宿的情景和背景：李白如同一位高级的“游方俗人”，在山中游到天黑，方才找到投宿之处；好在“清溪主人”是位雅士，家住清溪河畔山谷中的“碧岩”里。以“夜”、“宿”、“碧岩里”烘托气氛，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写诗人在清溪主人家夜宿的所见所闻：诗人躺在床上，目光透过门窗，掠过“檐楹”，可以欣赏那满天的星斗。枕席之上，诗人还可以欣赏清风和溪水琴鸣般的协奏。真是心中怡悦，无处不成雅趣。诗人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星斗”、“风”、“水”、“挂”、“响”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
“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描绘出一幅月落西山、夜猿啾啾鸣的景致：月落鸟啼时，诗人方才欲睡，但又睡不着，因为有“啾啾”的“猿啼”。“月落”、“西山”、“啾啾”则勾画出一副凄凉冷清的景色，这正是诗人怀归忧国，但又无可奈何的渺茫心情的反映。
《宿清溪主人》之所以选入禅诗集，除了与佛门禅意情趣相类之原因外，还在于诗人向社会表示扫除尘氛、洗尽凡心、天机泄露、纵横自如之心境，还在于诗人摆脱了有无得失的滞累、宠辱名利的羁束，姿情地借笔墨传达出他心灵的解脱自在，体现出一种空灵、洒脱、疏淡的禅悦境界。
这是一首抒发对花的陶醉流连的小诗。诗歌先以寻花开篇。接着沉醉花中，最后写酒醒赏花。通篇都围绕着花来展开。表现出诗人对花的强烈喜爱。可谓爱花之至。
起首两句先写了寻芳而醉的过程，流露出一种酣醇满足之意。“寻芳不觉醉流霞，依树沉眠日已斜”。在这个美好的春日，诗人一路追寻着繁花的踪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喝得大醉。便在夕阳西下之时，依着花树沉沉地睡去。诗人因为爱花，所以怀着浓厚的兴趣，殷切的心情，特地独自去“寻芳”；既“寻”而果然喜遇；既遇遂深深为花之美艳所吸引，流连称颂，不能自已；流连称颂之馀，竟不知不觉地“醉”了。“不觉”二字寓意深广，使花之美、酒之醇以及人之陶醉都包含其中了。而不自知其所以然的情态，笔意极为超妙。“流霞”，将似锦的繁花比作漫天的流霞之意。这里用“醉流霞”，含意双关，既明指为甘美的酒所醉，又暗喻为艳丽的花所醉。从“流霞”这个词语中，可以想象出花的绚烂、美艳，想象出花的芳香和形态，加强了“醉”字的具体可感性。诗人借这含意双关的“醉流霞”表达出生理的醉与心理的醉之间相互作用和奇妙融合。次句“倚树沉眠日已斜”进一步写“醉”字。因迷花醉酒而不觉倚树（倚树亦即倚花，花就长在树上，灿若流霞），由倚树而不觉沉眠，由沉眠而不觉日已西斜。叙次井然有序，而又处处紧扣“醉”字。醉眠于花树之下，整个身心都为花的馥郁所包围、所熏染，连梦也带着花的醉人芳香。所以这“沉眠”不妨说正是对花的沉醉。这一句似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迷花倚石忽已暝”句化出，进一步写出了身心俱醉的迷花境界。
下两句写酒醒后夜半赏花，更显出对花之爱。同时也将美好而满足的气氛转至了凄凉与孤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客已散，酒已醒，夜已深。与前半夜寻芳时热闹欢欣的情景截然相反，孤独之感重又袭来。在这种环境气氛中，一般人是不会想到欣赏花的；即使想到，也会因露冷风寒、花事阑珊而感到意兴索然。但诗人对花的喜爱却丝毫未减，想要趁着这夜深人静无人打扰之时，再秉着红烛独自欣赏残花，对花之痴迷已显露无遗。同时诗句中的“红烛”与“残花”又进一步地构成了对比，更显花之残。诗人想到日间盛开的花朵，到了明朝也许就将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深刻留连之情便油然而生，促使他抓住这最后的时机领略行将消逝的美，于是，便有了“更持红烛赏残花”这一幕。在夜色朦胧中，在红烛的照映下，这行将凋谢的残花在生命的最后瞬间仿佛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华，美丽得像一个五彩缤纷而又隐约朦胧的梦境。夜深酒醒后的“赏”，正是“醉”的更进一步的表现，同时也表现诗人对美好事物即将逝去的不舍，怜惜之情油然而生。结句的意境与诗人早年失意科场时之作《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中的“留得枯荷听雨声”相似，枯荷与残花，都是为普通人所忽视的，可是诗人将之与雨滴、红烛相配合。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使之散发出一种凄美之感，深受读者的喜爱。苏轼《海棠》中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敞烧高烛照红妆”即从此句化出。只是略去了李商隐诗中的一些凄凉之感。
整首诗围绕着花进行，特别是最后一句更显出对花的痴迷。不仅爱盛开之花。甚至也能从凋落之花中看到美，甚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