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阕《水龙吟》是容若长调中的佳作。整篇以蔡文姬生平事打底，夹叙夹议。转折起伏间行云流水，笔力不坠，情感真挚，感慨更是惊心。此词又有两种解读：有词家认为是容若在借文姬事咏吴兆骞事。"名士倾城"，名士即指汉槎。"非生非死"句则用吴梅村送汉槎的诗"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毡裘夫妇"是叹吴妻葛氏随戎宁古塔。由此论断此词当作于汉槎自塞外还不久。
苏雪林则认为这仍是容若在借古事咏自身感情的不幸，"恶风吹去。万里他乡"，似是在叹恋人入宫，两人之间如远隔重山。而词意也是在感慨与恋人之间事多坎坷流离，像文姬一样身不由己。
两种说法可结合起来看，人的思路和情绪是共通交融的，也许他的确是在借文姬图咏吴汉槎的遭遇，然而由此牵引了情绪联想到自身事，笔下有所流露亦是合情合理。
容若用极洗练的话道尽了文姬一生坎坷。一路读下来，文姬的身世和容若的感慨相互交融，词脉清晰，情感丰盈。首先是蔡邕之死。东汉末，大将军何进被宦官十常侍杀后，董卓进军洛阳尽诛十常侍，把持朝政，董卓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刻意笼络名满京华的蔡邕，将他一日连升三级，三日周历三台，拜中郎将，后来甚至还封他为高阳侯。董卓在朝中倒行逆施，引起各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对，董卓火烧洛阳，迁都长安，董卓被吕布所杀。蔡邕也被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请求黥首刖足，以完成《汉史》，士大夫也多矜惜而救他，马日碑更说："伯喈旷世逸才，诛之乃失人望乎？"但终免不了一死。：在相传蔡邕曾盛赞今绍兴西南柯亭的良竹。"此地之竹制笛，奇声响绝。"柯亭响绝，是说蔡邕已死。。
董卓死后，军阀混战的局面终于形成。羌胡番兵乘机掠掳中原一带，文姬与许多被掳来的妇女，一齐被带到南匈奴。正是所谓的恶风吹去。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容若也算文姬知音了。当初细君与解忧嫁给乌孙国王，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总算是风风光光的占尽了身份，远适异域，依然要产生出无限的凄凉，何况被掳掠的蔡文姬！她从一个名门闺秀，沦落到饱受番兵凌辱和鞭笞的落难女，一步一步走向渺茫不可知的未来，心境的落差是可想而知的。这年她二十三岁，初嫁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为乱军所掳，流落匈奴十二年。后人怜她际遇，绘文姬图，仿佛窥见她在匈奴时苦况，也不过是隔靴挠痒。这十二年，虽然她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也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婚姻不算困苦，并且以她的聪明也很快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甚至学会了吹奏民族乐器"胡笳"想来文化的沟通上也不艰涩，但是文姬自幼受汉文化熏陶长大，自有坚持。何况古时交通交流一概闭塞，一个女子流落域外始终是此身良苦。若非实在难以割舍，文姬也不会选择抛下两个儿子回到中原。
文姬自幼精通音律，某夜蔡邕弹琴，弦绝。文姬侧耳听之："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又对曰："第四弦"。并不差谬。光阴闪烁。很多事在少年时不觉得怎样，人越大，少时之事越翻覆如尘，如花刺细微刺心。此时，黄昏的塞外，戈壁滩上落日如血，就是有高山流水的雅才又怎样呢，面对着黄沙白草，用卷叶吹起的曲子叫"平生恨"。
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是高傲语，又是冷落失意之言。孑然抛却了自鸣得意。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呆女。更是沉痛。人复杂，世情更如藤蔓纠结不清，不会按照预想的方向行进，沁入血骨的是绝色聪明人才能生出的无奈和感慨。
九仙山，诗人自注称左元放、许迈、王、谢等为九仙。首联描述王导和谢安，东晋开国元勋与风流宰相，政治家兼登山临水爱好者。苏轼仰慕二人，将其视为超逸风度的代表。王、谢二人繁忙政务之余，喜爬山、赏水，称得上是古代仙人式的游山客。然自王、谢逝世后，游赏九仙山的风流人物稀少，五百年光阴匆匆而过。诗人寄望今日自己能如王导、谢安一般登山，使此山再现知音。
颔联“玉室”句，《晋书·许迈传》载，许迈在写给友人王羲之的信中道：“自山阴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即此句的出处。金堂玉室，指华美的道观，昔时仙人道士炼丹之地，已成佛寺——无量院。余汉士，指院内尚竖立着左元放等得道之士的泥塑偶像。“桃花”句，用陶渊明《桃花源记》记武陵人寻访到桃花源，路遇居民而对话之事。这一联说，诗人白昼游览九仙山时，只见山上桃花盛开，山涧流水淙淙，清静幽美，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仙境，不过那些“秦人”却遍寻无着，唯在古玉室金堂之中，尚能瞻仰到左元放等人的塑像。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了。
颈联点题。白日尽兴游览，晚上一进无量院，诗人便感到困惫不堪了，所以他赶忙钻进帐内，倒在床上。在缭绕帐边的浓郁香气中，迷迷糊糊，酣然入睡。不料，日有所思，便夜有所梦，一进梦乡，诗人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又在那些数不清的高峻山峰之间游赏着，而山顶冷风凛凛，寒气逼身。这里“冷逼身”是一笔兼写虚实二境。虚者，“冷逼身”是诗人梦中所感；实者，诗人睡在山上无量院中，山高而寒冷，又值深夜，冷风袭人，凉意传导入梦，梦中人便觉得“冷逼身”了。
尾联写夜半赏月。夜半时分，诗人正游于梦境之中，却被无量院中老僧唤醒。原来老僧素知苏轼游兴最浓，故而唤他起来领略美景。诗人赶快披衣出屋，在老僧的指点下，翘首仰望天宇，只见云如峰群，缓缓移动，峰峦缺处涌出了一轮白玉盘一样的圆月，影影绰绰，似见吴刚蟾蜍，疑非人间，诗人快乐得几乎要“起舞弄清影”了。“云蜂缺处涌冰轮”，清新自然，生动形象，是写景名句，无量院中有冰轮阁，即因此句得名。
然而，它没有露在诗的表面，而是织进了字里行间，读者须知人论世，方能体味得到。由此，这首诗也就比单纯的游山诗，更富意趣了。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