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说吴迈远作,二说鲍令晖,此诗解说出处指的是鲍令晖的《玉台新咏》。
全诗可分为三层。
前四句为一层,“寒乡无异服,毡褐代文练。"是指想着对方身处荒寒之地,却无精致轻暖的衣着,只能以粗毛短衣御寒。
“日月”二句写自己,意思还是承上而来,因为寒在他身,忧在己心,所以天天望君归,可是年复一年,这绷着的心弦总无缓解之时。第一层意指惦念不安、久盼不归。
下面六句为第二层,荆州,扬州,在南方,代指思妇所在之地;幽州、冀州,在北方,代指对方所在之地。
上一层先从对方落笔,由彼而己;这一层先从自己所处地写起,由己而彼。
她说:我这里早已春回大地,而你那儿大概还是冰霜犹在。虽说如此,“北寒妾已知”,然而“南心”你却“不见”。这里的“北”、“南”二字,系承接“幽冀”、“荆扬”而来,既指地,也代指人;“寒”字意亦双关,地之“寒”,是明写;君去不归,音信渺然,“南心”不见,则情之“寒”(冷)亦令人可感,这是暗含;“南心”,一说“指自己在南方望夫的心”,这是对的,因为本来就是“日月望君归,年年不解綖”。不过这里要结合“春早和”的背景来理解。
冬去春来,时不我待,青春易逝,你可知道?暖雨晴风,杨柳如丝,春色撩人春心动,你可知道?芳草萋萋人不归,春日偏能惹恨长,你可知道?说不尽的春愁、春怨、失望、孤寂,你全然“不见”,何等伤心,自在言外。
无怪沈德潜称赞:“北寒南心,巧于著词”(《古诗源》)。“巧”在它紧接上文,自然生发,翻出深意;“巧”在它借时借地,遣词造句,词简意丰,妙语传情。不过,心事万千,谁与共论,左思右想,还只有托燕传情,这种怨“君不见”盼君“见”的矛盾,真实而细腻地刻画出她回肠百转、痛苦而又执著的心态。
诗的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抒发她所要寄之情。“形迫杼煎丝,颜落风催电”。“形”指人之体,“颜”指人之貌;“杼煎丝,喻不休;风催电,喻甚速”(张玉谷《古诗赏析》)。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你离家之后,里里外外只我一人操持,紧迫得像织机上的梭子,奔个不停;“富贵貌难变,贫贱颜易衰”(吴迈远《长别离》)。长期的愁苦劳累,昔日的容颜姿色,早如风雨中的闪电,转眼即逝。“形迫”、“颜落”,用字灵活,形象鲜明,语意生动,既将上文“辛苦”二字补足,又自然地逗出容华虽尽,初衷不变的情意。细针密线,层折而下,最后再一次向对方表明“南心”,方才收束全文。反复致意,用心良苦,但不知此心暖得“北寒”无。余意萦怀,悠悠难尽。
这是一首代思妇抒情写怀之作,然其突出之处在大量的叙事,妙在所叙之事皆孕满着浓郁的情意,这种事因情生,事中含情,情事相融的手法,不仅是抒情诗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对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影响则更是深远的。
这是曹丕《燕歌行》二首中的第一首。《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它和《齐讴行》、《吴趋行》相类,都是反映各自地区的生活,具有各自地区音乐特点的曲调。燕(Yān)是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名,辖地约当今北京市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等一带地区。这里是汉族和北部少数民族接界的地带,秦汉以来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历年统治者都要派重兵到这里戍守,当然那些与此相应的筑城、转输等各种徭役也就特别多了。拿最近的事实说,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伐乌桓的战争,就发生在这古燕国的北部今辽宁省兴城一带。反映这个地区战争徭役之苦的作品,早在秦朝就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骨相撑拄”的民歌,到汉代更有了著名的《饮马长城窟》。曹丕的《燕歌行》从思想内容上说就是对这种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又引《乐府广题》说:“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这样来理解作品的内容是正确的。《燕歌行》不见古辞,这个曲调可能就创始于曹丕。这篇作品反映的是秦汉以来四百年间的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他所亲处的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关心与同情。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开头三句写出了一片深秋的肃杀情景,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作了准备。这里的形象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感觉的,它给人一种空旷、寂寞、衰落的感受。这种景和即将出场的女主人公的内心之情是一致的。这三句虽然还只是写景,还没有正面言情,可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情满于纸了。这种借写秋景以抒离别与怀远之情的方法,中国是有传统的。宋玉《九辨》中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高临水兮送将归。”汉武帝的《秋风辞》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燕歌行》与它们思想感情上的连续性,而且还可以看到其中语言词汇上的直接袭用。但是这些到了曹丕笔下,却一切又都成为具有他个人独特思想面貌,独特艺术风格的东西了。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在前面已经描写过的那个肃杀的秋风秋夜的场景上,我们的女主人公登台了:她愁云满面,孤寂而又深情地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她说:你离家已经这样久了,我思念你思念得柔肠寸断。我也可以想象得出你每天那种伤心失意的思念故乡的情景,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长久地留在外面而不回来呢?慊慊(qiànqiàn):失意不平的样子。“慊慊思归恋故乡”是女主人公在想象她的丈夫在外面思念故乡的情景。这种写法是巧妙的,也是具体、细致的。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其思想活动总有具体内容,或者回忆过去在一起的时光,或者憧憬日后见面的欢乐,或者关心牵挂对方目下在外边的生活,想象着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如此等等。这种借写被思念人的活动以突出思念者感情急切深沉的方法,早在《诗经》中就有,到了宋人柳永笔下更有所谓“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那就更加精采了。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翻进一层,使人更加感到曲折、细致、具体。淹留:久留。“君何淹留寄他方?”这里有期待,有疑虑,同时也包含着无限的悬心。是什么原因使你至今还不能回来呢?是因为修筑繁忙?是因为战事紧急?是因为你生病了?受伤了?还是……那简直更不能想了。看,女主人公的心思多么沉重啊!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茕茕(qióngqióng):孤单,孤独寂寞的样子。不敢:谨虚客气的说法,实指不能、不会。这三句描写了女主人公在家中的生活情景:她独守空房,整天以思夫为事,常常泪落沾衣。这一方面表现了她生活上的孤苦无依和精神上的寂寞无聊;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女主人公对她丈夫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她的生活尽管这样凄凉孤苦,但是她除了想念丈夫,除了盼望着他的早日回归外,别无任何要求。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援:引,拿过来。清商:东汉以来在民间曲调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乐调,以悲惋凄清为其特色。短歌:调类名,汉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是根据“歌声有长短”(《乐府诗集》语)来区分的,大概是长歌多表现慷慨激昂的情怀,短歌多表现低回哀伤的思绪。女主人公在这秋月秋风的夜晚,愁怀难释,她取过瑶琴想弹一支清商曲,以遥寄自己难以言表的衷情,但是口中吟出的都是急促哀怨的短调,总也唱不成一曲柔曼动听的长歌。《礼记·乐记》云:“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女主人公寂寞忧伤到了极点,即使她想弹别样的曲调,又怎么能弹得成呢?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女主人公伤心凄苦地怀念远人,她时而临风浩叹,时而抚琴低吟,旁徨徙倚,不知过了多久。月光透过帘栊照在她空荡荡的床上,她抬头仰望碧空,见银河已经西转,她这时才知道夜已经很深了。“夜未央”,在这里有两层含意,一层是说夜正深沉,我们的女主人公何时才能捱过这凄凉的漫漫长夜啊!另一层是象征的,是说战争和徭役无穷无尽,我们女主人公的这种人生苦难,就如同这漫漫黑夜,还长得很,还看不到个尽头呢!面对着这沉沉的夜空,仰望着这耿耿的星河,品味着这苦痛的人生,作为一个弱女子,我们的女主人公她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这时,她的眼睛忽然落在了银河两侧的那几颗亮星上:啊!牛郎织女,我可怜的苦命的伙伴,你们到底有什么罪过才叫人家把你们这样地隔断在银河两边呢?牵牛、织女分别是天鹰和天琴星座的主星,这两颗星很早以来就被我国古代人民传说成一对受迫害,不能团聚的夫妻,这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事情。女主人公对牵牛织女所说的这两句如愤如怨,如惑如痴的话,既是对天上双星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同时也是对和自己命运相同的千百万被迫分离、不能团聚的男男女女们说的。这个声音是一种强烈的呼吁,是一种悲凉的控诉,是一种愤怒的抗议,它仿佛是响彻了当时的苍穹,而且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还可以听到它的响亮的回声。这样语涉双关,言有尽而余味无穷,低回而又响亮的结尾,是十分精采的。
作品表现的思想并不复杂,题材也不算特别新鲜,但是曹丕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能关心这样一种涉及千家万户的事情,而在诗中寄予了如此深刻的同情,这是很可贵的。在艺术上他把抒情女主人公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她雍容矜重,炽烈而又含蓄,急切而又端庄。作品把写景抒情、写人叙事,以及女主人公的那种自言自语,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它的辞藻华美,也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这一切又象是完全出之于无心,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是《燕歌行》的特点,也是曹丕诗歌区别于建安其他诗人的典型特征。曹丕是个政治家,但从他的作品中往往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找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效国家的思想。在他那里总象是有一种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而且他的言事抒情又常常爱用妇女的口吻,因此明代锺惺说他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古诗归》)。清代陈祚明说他的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采菽堂古诗选》)。《燕歌行》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曹丕这种思想和艺术风格特征的作品。前人对这两首诗的评价是很高的,清代吴淇说:“风调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具千曲百折,真杰构也。”(《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姜斋诗话》)
《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诗经》基本是四言体,偶尔也出个七言句子,但为数甚少。《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与七言诗句子的格式韵味不同。汉代乐府中有一部分杂言体,如《战城南》、《东门行》等,其中有一部分七言句,这些对于七言诗的发展显然是有促进的,但七言句在那些作品中还不是主体。两汉四百年间,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今天被人们提到的有两首,第一首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即所谓《柏梁台诗》。这首诗出于后代小说,漏洞甚多,原不可信,而且生编硬凑,堆砌敷衍,也完全没有什么诗味。第二首是张衡的《四愁诗》。诗味很浓,但张衡这四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因此,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曹丕的这两首《燕歌行》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学习汉代乐府,学习前人诗歌,在形式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燕歌行》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宛转,这是七言古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晋宋作家模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来又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唐代卢照邻、骆宾王那种隔句用韵、平仄相押的鸿篇巨制出现的时候,那时七言古诗就又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了。可见,曹丕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掩没的。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袁家渴的景观。行文中,山、水、树、石、花、草、洲、潭、渚、岩巧妙组合,搭配天成,形、声、色、韵、动、静、疏、密和谐互用,贴切优美,显示出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极为巧妙的笔力和描写景物的丰厚的艺术底蕴。
文章开头先写:由冉之向西南从水路行十里。山水好的地方有五处,都比不钻姆潭。由之口向西,从陆地行进,风景好的地方有八、九处,都比不上西山。然后才写袁家渴:由朝阳岩向东南从水路行,到芜江,风景好的地方有三处,都比不上袁家渴。这徉写,表面上看似乎很费笔墨,实际上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这种写法,既把袁家渴的地理位置作了明白的交代,又突出了袁家渴的风景幽丽奇异,而此文就是将三处相提并论,称它们“皆永中幽丽奇处也”,无疑起到了以前述两处来陪衬、突出袁家渴的作用。
第二段从总体上描写袁家渴。首先简单介绍袁家渴的音义。其次写袁家渴水流情状。其七游同南馆高嶂汇合,下游流入百家濑。“其中重洲小之……忽又无际。”写袁家渴水上风光,都是四字句:那里水中有许多小洲,小洲上又有一条条小之。水流深的地方形成清澈的水潭;水浅的地方土地露出水面成为小渚。它们中间夹杂着曲折的流水。深潭水流平稳,呈深黑色;水流湍急的地方像煮沸的水飞起白沫。最为精采的是“舟行若穷,忽又无际”两句。至此,作者就描绘出了奇妙的画面:船儿正在行进,忽然一座山挡住去路,似乎已到了路的尽头;但河流一转,绕过山峦,眼前猛然一亮,却是无边无际的开阔水面。
第三段写水中山色,“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概括写山上的景色,突出美石和冬夏常青的树木。下面具体写岩洞,白砾,各种树木,香草。其中突出地描绘犷一种奇异的草,它的样子像合欢而有藤蔓,缠绕在水石上。
第四段是全文最精采的部分,写山风吹动下的动人景色:每当大风从四面山上刮下来的时候,摇动着大树,各种草儿随风倾倒,红花和绿叶被风吹得纷纷乱乱,像是吃惊似的。浓郁的花香随风拱散;浪涛冲击之水回旋,纷纷退到澳谷里去,摇动着茂密的花草,这种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无穷。这里的风光大致如此,没有力、法把神种景象全部描绘出来。这一段写风,把山风申的树木、花草、波涛的动态写得生动逼真。不仅写出了色彩,而且写出了香气;不仅写出了姿态,而且写出了情感。文中的一个“骇”字,使红花绿叶入格化。同时也融进了作者的情感。清人沈德潜评道:“亦善写风,前篇骇动,此篇静远。”“前篇”即指《袁家渴记》。
最后一段,以“永之人未尝游焉”为中心而述,这里与《钴鉧潭西小丘记》类似,而用笔各殊。这样奇伟、这样高洁、这样清丽幽雅的风景区,却无人了解,长久地被遗弃、被埋没,连当地人都“未尝游”。作者“发潜德之幽光”,以巧夺天工的笔墨描绘这种自然美,表彰这种白然美,“出而传于世”,既表现了他对受压抑、受摧残的美好事物的无限同情爱护,也寄托了他自己的无限惨痛、无限深沉的身世之感。最后点明取名袁家渴的由来。因为那块土地的主人姓袁,所以才取名为“袁家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