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情诗。根据诗的内容来看,大约是作者漫游长江下游时的作品。当时正是秋季、天却相当寒冷。睹物伤情,不免想到故乡,引起了思乡之泪。再加以当时作者奔走于长江下游各地,既为隐士,而又想求官;既羡慕田园生活,而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而此诗流露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第一联是说,树叶飘落,大雁飞向南方,北风萧瑟,因而江上分外寒冷。第一联是写景。作者捕捉了当时带有典型的事物,点名季节。木叶渐脱,北雁南飞,这是最具代表性的秋季景象。但是单说秋,还不能表现出“寒”,作者又以“北风”呼啸来渲染,自然使人觉得寒冷,这就点出了题目中的“早寒”。
落木萧萧,鸿雁南翔,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活画出一幅深秋景象。处身于这种环境之中很容易引起悲哀的情绪,这是一种“兴”起的手法,作者面对眼前景物,思乡之情,不免油然而生。
这是一种“兴”起的手法,诗很自然地进入第二联。作者面对眼前景物,思乡之情,不免油然而生。“襄水”,亦即“襄河”。汉水在襄阳一带水流曲折,所以作者以“曲”概括之。“遥隔”两字,不仅表明了远,而且表明了两地隔绝,不能归去。这个“隔”字,已透露出思乡之情。作者家住襄阳,古属楚国,故诗中称“楚云端”,既能表现出地势之高(与长江下游相比),又能表现出仰望之情,可望而不可即,也能透露出思乡的情绪。“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看来句意平淡,但细细咀嚼,是很能体味到作者炼句之妙、造意之苦的。
如果说第二联只是透露一些思乡的消息,带有含蓄的意味,而又未点明;那么第三联的“乡泪家中尽”,不仅点明了乡思,而且把这种感情一泄无余了。不仅自己思乡,而且家人也在盼望着自己归去,遥望着天际的归帆。家人的想望,自然是假托之词,然而思乡的感情,抒发得更为强烈了。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津:渡口。平海:至水面平阔,古时也称江为海。最后两句是说,风烟迷失了去渡口的道路,茫茫的江水在夕阳下荡漾。
“迷津欲有问”,是用《论语·微子》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长沮、桀溺是隐者,而孔子则是积极想从政的人。长沮、桀溺不说渡口的所在,反而嘲讽孔子栖栖遑遑,奔走四方,以求见用,引出了孔子的一番慨叹。双方是隐居和从政的冲突。如今孟浩然奔走于东南各地,(最后还到长安应进士举),境况颇与孔子相似,瞻念前途渺茫,故以“平海夕漫漫”作结。滔滔江水,与海相平,漫漫无边,加以天色阴暗,已至黄昏。这种景色,完全烘托出作者迷茫的心情。
这首诗二、三两联都是自然成对,毫无斧凿痕迹。第二联两句都是指襄阳的地位,信手拈来,就地成对,极为自然。第三联“乡泪”是情,“归帆”是景,以情对景,扣合自然,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感情。最后又以景作结,把思归的哀情和前路茫茫的愁绪都寄寓在这迷茫的黄昏江景中了。
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轻浅见琼砂。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这首诗中用了多个意象。首先是“桥”。其次是“春日”,春日高照犹如沐浴浩荡的皇恩。“日斜”则意味着恩惠渐少。美如玉的琼砂沉入水底,有才能的人没有被任用。平地突起的狂风恰似刘禹锡顺利的政治生涯突遭贬谪的厄运。
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