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
这首小令,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中题为《感旧》,它是对词人年轻时代一段生活的感怀。
公元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刘克庄出参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他到淮东后,见维扬(今扬州)兵不满数千,因而提出“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次边,以壮根本”,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第二年春天,金兵果然乘虚而入,犯安濠,攻滁州,南宋朝野震动。刘克庄“在幕最久,得谤尤甚”。滁州围解之后,他就退出了幕府。小令所写的就是这一段生活。
上片通过记梦引出对当年军幕生活的怀念。“酲”,意为病酒,即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毬”即球,又称鞠丸,是古代习武用具,以皮为之,中实以毛,或步或骑,足踏或杖击而争之。词人春酒微醉之后,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又在与战士们快马飞驰,争毬为戏;他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听到了明月下悠扬的笛声和晓寒中嘹亮的号角声。
从“豪如昨”的自述里,大家不难想见词人当年在军中的豪迈英姿。正如他在《满江红》词中所写:“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这里写的也是当年的军幕生活,从中可以看出词人的文才武略,和他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因为这样,他对那一段生活才如此怀念,以至心有所感,形诸于梦。
下片因梦而感旧,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古来成败是难于用言辞描述的,当年词人如果继续留在军中,很难说他就没有建立功勋的希望。然而他当时却一气之下退出了幕府。而今时光流逝,壮志难酬,不免生出“当时错”的悔恨之情。
“铁衣犹在,不堪重著。”这种感慨是真切实在的。在上引《满江红》词中,词人也说:“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功业无成的伤感。
刘克庄一生胸怀大志,盼望着恢复国家统一。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一宏愿:“两河萧瑟憔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然而词人自己却一生坎坷:“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沁园春·梦孚若》)。南宋王朝也一天天腐朽下去,光复的希望日益渺茫,他只能“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这是他“却悔当时错”的原因,也正是这篇小令的主旨所在。
刘克庄词,在艺术上豪放雄健,时有直露之病。前人说它壮语足以立懦,雄力足以排奡,又说它“直致近俗,学稼轩而不及者”(张炎《词源》)。这首小令感情豪迈,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求曲折,而以平直见长,很能体现出他的词作的主要特色。但伤于直露,语无余意,下片又全以议论出之,削弱了词的形象性,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
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