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屠夫遇狼）写两狼追赶屠户，屠户时而迁就退让，继而被迫抵抗自卫。
这一段又分为三层，从“一屠晚归”至“缀行甚远”，简洁地叙述了屠户遇狼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一个卖肉晚归的屠户，在“担中肉尽，止有剩骨”，却又行人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让两只恶狼给盯住了。草草几笔，就勾画出危急的处境，紧张的气氛，实在扣人心弦，为后面描述屠户的斗争策略作了铺垫。
（屠夫惧狼）面对意想不到的恶狼，屠夫首先是“惧”。于是采取迁就的策略，“投以骨”。屠夫最初认为，只要满足狼的贪欲，就可脱险。至“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也似乎如他所料，使两狼“缀行甚远”的情况暂时有了改变，文笔十分曲折。可是照样投骨的结果，只不过让后狼暂时停脚，而“前狼又至”；直到骨头投尽了，也没有填饱饿狼的饥肠，而“并驱如故”，因此屠户处境更加危险。这就充分暴露了狼的贪婪本性，证明了屠户退让迁就策略的失败。这是第二层。
“屠大窘”，说明在危急的关头，他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明白自己已面临生死抉择，或者被狼吃掉，或者把狼杀死。怕死是不行的，退让是无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杀狼。屠户已在事实面前吸取了教训，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前后受敌”的不利条件。他机敏地环顾麦场且速“奔倚”在积薪之下，放下担子，拿起刀，利用麦场的有利地形，改变了途中两狼并驱的局面，避免了前后受敌的处境。“狼不敢前”是屠户敢于斗争的初步效果，并非它们开始退让。“眈眈相向”，说明两狼既凶狠又狡诈，也准备变换策略，寻机残害屠户。这样，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这是第三层。
（屠夫御狼）第二段分两层：
第一层，从“少时”至“又数刀毙之”。作者在描写两狼对屠户“眈眈相向”之后，又变换笔法，写一只狼竟然自己走开，另一只狼装作驯良的家狗形态蹲着，然后闭着眼睛打盹，样子十分悠闲。这是狼在屠户持刀的情况下耍弄的新花招。文中故意不作说明，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狼的狡诈形象，让人们仔细品味，加深对狼的本性的认识。这时的屠户虽然不能猜透它们诱敌包抄然后夹击的花招，但对于狼的凶狠狡诈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不受这种假象欺骗，不是释刀自喜，而是趁机“暴起”，猝不及防地以刀劈狼首，结束了它的性命。文中狼的悠闲假象，屠户的暴起动作，相映成趣。
（屠夫杀狼）第二层，屠户杀了眼前的狼而准备赶路，又警惕地转视积薪后，发现了另一只正在钻洞的狼。作者借屠户的锐利的眼睛，点出狼“隧入以攻其后”的企图，揭露其“身已半入，止露尻尾”那种弄巧成拙的丑态，次“亦毙之”作了痛快的结束。行文至此，才以画龙点睛之笔点出屠户“乃悟前狼之假寐，盖以诱敌”的道理，与上层紧相呼应。这使屠户也使读者领悟到：只知狼凶狠的特性，不了解狼的欺诈一面，那就要受骗上当；只看到眼前的狼，却不注意暗藏的狼，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到头来还会遭到失败。
第三段，是作者诙谐风趣的议论。作者指出狼的狡黠奸诈，而嘲笑其顷刻而毙的结局，也间接赞扬了屠户的勇敢机智，余味无穷。
本文是游记，写山川景物形象，并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趣和韵味。作者船行于长江小孤山至大孤山一段，所见所游，非止一处，为避免重复单调，需要用精彩的变化的笔墨，抓住各处景物特征进行描绘。文中写烽火矶“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写峭石’‘杰然特起”.“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写小孤山“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写澎浪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写大孤山“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只寥寥几笔就描绘出鲜明独特的形象。
由于景点多，仅是孤立地写出特征，也可能会失之分散。作者注意了景点间的联系。一是各处景物虽千姿百态，但又均有山与江水相互生发辉映的描写，构成整体背景，使景物在多样中见统一；二是注意各景点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文章屡次写江流和船行，即在分散的景点中贯以线索。至于写澎浪矶和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写大孤山时又与小孤山作比，更见出其间联系，从而由各景点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长江山水图。
在各景点中，以对小孤山的猫写最为充分。作者用笔灵活多变，从各个角度写这一江中绝景。既随角度变化显现作者是在江行中览眺景物，又从多个角度充分展现了山水景物的千姿百态。
作者在记述山川景物、名胜古迹过程中，随时触合抒情和议论，并将有关的传闻轶事、前人诗句都信手拈来，还随笔写出郡县沿革、地形防戍等情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写景记游具有思想深度，同时亦为景物添彩生色，使一景一物似乎都带有诗的灵气，文的推致，神话的氛围，历史的积淀，诗文传说与胜景相互映发，更为引人入胜。
作为散文，所描摹的山水形象，与用诗歌写出的山水形象是有差别的。文贴近山水的本来面貌，写得具体，而诗则是写意的，境象与情思都升华得更为高远一些。在陆游之前，苏轼有咏大孤山小孤山的著名题画诗《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诗的最后两句，为陆游文中所引，但诗中以浪漫之笔写得煞有介事，而文中仅作为诗家浪漫想象的妙语，并对有关传说予以考校。苏、陆二家，一诗一文。苏诗是凌空飘飏的，所展现的形象，真有“山苍苍，水茫茫”“沙平风软望不到”的感觉，而陆文则是脚路实地，从多种侧面，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苏诗能启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陆文则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对比之下，可以显见其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体现着文学艺术手段的丰富多样，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哀郢》结构上最为独特者，是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才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这就使诗人被放以来铭心难忘的那一幅幅悲惨画面，一幕幕夺人心魄、摧人肝肺的情景，得到突出的表现。
《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
此诗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
诗的开头，诗人仰天而问，可谓石破天惊。此下即绘出一幅巨大的哀鸿图。“仲春”点出正当春荒时节，“东迁”说明流徙方向，“江夏”指明地域所在。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所以诗中说诗人走出郢都城门之时腹内如绞。他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他要多看一眼郢都!他伤心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了。“甲之鼌(朝)”是诗人起行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九年来从未忘记过这一天，故特意标出。第一层总写九年前当郢都危亡之时自己被放时情景。
诗作第二层，为“望长楸而太息兮”以下三节，写船开后仍一直心系故都，不知所从。“长楸”意味着郢为故都。想起郢都这个楚人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忍不住老泪横流。李贺说：“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因为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诗中从“西浮”以下写进入洞庭湖后情形，故说“顺风波”(而非顺江流)，说“阳侯之氾滥”，说“翱翔”，等等。
“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三节为第三层，写继续东行时心情。“运舟”指驾船、调转船头。“上洞庭”言由洞庭湖北行，“下江”言顺流而下。去之愈远，而思之愈切。诗人之去，可谓一桨九回头，读之真堪摧人泪下。
“当陵阳之焉至兮”以下三节为第四层，写诗人作此诗当时的思想情绪。在这一层中才指出以上三层所写，皆是回忆；这些事在诗人头脑中九年以来，魂牵梦萦，从未忘却。“当陵阳之焉至兮”二句为转折部分，承上而启下。此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上游，宜春以南。《汉书·地理志》说：“庐江出陵阳东南”，即此。其地与湖湘之地只隔着罗霄山脉。大约诗人以为待事态平息，可以由陆路直达湖湘一带(俱为楚人所谓“江南之野”)，故暂居于此。
诗作第五层，即“外承欢之汋约兮”以下三节，承接第四层的正面抒情，进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还因为他们无忧国忧民之心，只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诬陷正直之士，所以在治国安民方面实在难以倚靠。但关键还在于当政者喜好怎么样的人。“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作品表现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诗的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乱辞总承此两部分，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极为感人。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诗作结构上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一，开头并未交待是回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四句为一节，三节为一层意思，很整齐。语言上的特点是骈句多，如“去故乡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哀故都之日远”等，既富有对偶美，也有助于加强感情力度。在风格上，徐焕龙《楚辞洗髓》谓之“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