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
“大学之道”是儒学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学习和应用于生活，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革除不好的思想；认识最真的本心。
通过伏灭革除内心不好的私欲、物欲，而彰显明德，认识本心，表里如一。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