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到之处。作者不是像《国风·邶风·谷风》那样采用如泣如诉的怨愤之语出之,也不是像《卫风·氓》那样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出之,而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巧遇场面,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感受,从而鞭挞了喜新厌旧者的灵魂,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夫权。诗用叙事之笔开头:“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从“故夫”一词,可以知道“采蘼芜”的主语是弃妇。古人认为佩蘼芜可以多子。弃妇于此物本无所用,而现在上山采摘,暗示她已经再婚。在她满载而归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故夫”。巧遇时的情状如何,诗中没有直说。但“长跪问故夫”一语,侧面说明“故夫”的脸上颇有几分惭悔之色。若是怒目相向,则弃妇就决不会“长跪”相问了。弃妇被无端遗弃,缘“故夫”的喜新厌旧,所以这次巧遇,她倒要故意问问新妇的情况了。
“复何如”,犹言又怎样,话中不无谴责之意。“故夫”于惭悔之余,不得不以实情相告。“新人虽言问”,尚属自我解嘲语,忸怩之态可掬;“未若故人姝”,才是真切语,懊悔之情如见。“颜色类相似”句,活画出喜新厌旧者的心理。当初弃妇被逐,自是“颜色”不如“新人”之故。而“新人”入门既久,渐成旧人;弃妇转嫁他人,已成他家“新人”。“故夫”以喜新厌旧之目光视之,转觉己之“新人”,与已成他家“新人”之弃妇,颜色无复区别,岂止无复区别,从“手爪不相如”一句,知“新人”亦已招厌。“新人从门入”两句,余冠英有精辟的分析:“两句必须作为弃妇的话才有味,因为故夫说新不如故,是含有念旧的感情的,使她听了立刻觉得要诉诉当初的委屈,同时她不能即刻相信故夫的话是真话,她还要试探试探。这两句话等于说:既然故人比新人问,你还记得当初怎样对待故人吗?也等于说:你说新人不如故人,我还不信呢,要真是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这么一来就逼出男人说出一番具体比较。”(《乐府诗选》)这段分析,从语言环境和人物心理两方面揭示了文字之外的丰富的潜台词,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新人工织缣”以下六句是故夫从新妇的女工技巧不及前妻,怨“新人不如故”。这六句具体比较,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般来说,女子被休弃,总是要蒙受恶名的。古时有所谓“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七出”之条(参《大戴礼记·本命篇》)。这位妇女的被休弃,看来与七条都不沾边,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者要抛弃妻子,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如手脚笨拙,劳动偷懒之类。现在通过“故夫”自己的口来与“新人”作比较,说明弃妇手脚不笨,劳动并不偷懒,这就使弃妇蒙受的恶名完全被洗刷了。诗写到这里已表现出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再者,喜新厌旧心理在封建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心理所以能在男子身上发展到无所顾忌地赶走妻子、另寻新欢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赋予男性以夫权的结果。此诗特意让男子自述其行为的乖张无理,实际上是对封建夫权的不合理作了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最后六句的男子比较之词,不仅使弃妇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而且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深化了。另外,截取巧遇场面虽适宜于描写眼前事,却不易展示诗中人物与事件的过去和未来;而篇末让男子作一比较,不仅弃妇过去的生活情况、劳动态度与所遭不幸,一切了然,而且连“新人”今后将遭受何种命运,亦可大致预见。故此种匠心安排,使时空领域大为开拓,而作品的容量亦有逾常品了。
此诗简捷明快,语言流畅,主题鲜明,堪称上乘之作。与诗序整体来看,充分反映了女皇洞察一切的睿智,随机应变的能力,刚毅果断的作风以及号令一切、吞吐宇宙的气概。女皇初登大宝之位,需要树立权威,方能驾驭天下。此诗正好显示了女皇主宰一切的神气和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首诗写腊八节百花盛开的奇景,也是一首具有特殊价值的诗歌。诏书属于应用文体,诗歌属于文学文体,武则天用诗的形式写诏书,而且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可见武则天的写诗技巧,亦可见唐代诗风之盛。诗歌已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诗的开始两句“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一写因,一写果,同时引起悬念,颇具戏剧性、情节性。武则天贵为皇帝,生活极为豪奢,忽然异想天开,在冬天里想见到百花盛开的春日景象。立意不可谓不奇,构思不可谓不奇,想象极为丰富。“春”神是虚幻之物,如今却对她宣诏,勾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
武则天想干什么,第三句发”回答了读者的疑问。腊八节,正是寒意极浓之时,百花一般在春天才开放。虽是违背常理的想法,但却构成了浓郁的诗情画意。诗的最后一句,是对第三句的有力补充,符合作者的身份、口吻,也切合作为诏书的写作要求。这首诗想象奇特,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语言明白如话,不事雕琢,在咏腊八节的诗作中是难得的佳篇。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沧桑,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