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词上片写到秋高气爽的时节,凭栏远眺,西湖水如明镜,孤山景色清爽,几只渔船悠然自得,寥寥几笔,勾勒了一幅远近相宜、意趣恬淡的优美画面,写景静中有动,以动衬静。“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前句写风物,后句写背景,相映生辉。“三三两两”句点渔舟位置,有悠然自得、不扰不喧的意思。以“三三两两钓鱼舟”映衬湖水的宽阔,以笛声依约、白鸟成行烘托景致的幽雅。将依依相思之情融入笔端,描写极富诗情画意,经“忆”字提示,下文便从现实中脱开,转入回忆。接下来由眼前的不懈思念,引出当年无尽的栖迟,用感情带动写景。“凭阑楼上”用到这里,表明作者终日留恋的同时,还使以下诸景因之入目无遗。
词下片芦花丛中传来依约的笛声,惊动了白鸟从水里飞起,用“忽惊起”状白鸟(即白鹭)翩然而逝、倏然而惊的形态,色彩明快,颇具情味,朴实的白描中透出空灵。“别来”二字将思路从回忆拉到现实。“闲整钓鱼竿”不仅应上片之“钓鱼舟”,而且以收拾鱼竿、急欲赴西湖垂钓的神情,衬托忆西湖忆得不能忍耐、亟想归隐湖上的念头。词之下片,营造出钓翁渔隐出没的寥阔苍茫的背景,以景寓情,寄托了词人的“出尘”思想。
全词情景交融,先写西湖光景,后写忆者之情。词中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并用,景中寄情,情中寄景,选景高洁,情调闲雅,用笔淡炼,纯用白描,艺术手法甚为高超。结尾与起首自然照应,用笔清闲。全篇意境悠远,情怀逍遥,表现了作者吟咏潇洒、舒卷自如的过人才气。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