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妹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妹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妹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妹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妹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辱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妹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