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回文诗，主要是指可以倒读的诗篇。回文诗尽管只有驾驭文字能力较高的人，方能为之，且需要作者费尽心机，但毕竟是文人墨客卖弄文才的一种文字游戏，有价值的作品不多。宋词中回文体不多，《东坡乐府》存有七首《菩萨蛮》回文词。
苏东坡的回文词，两句一组，下句为上句的倒读，这比起一般回文诗整首倒读的作法要容易些，因而对作者思想束缚也少些。东坡的七首回文词中，如“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等，下句补充发展了上句，故为妙构。
这首回文词是作者“四时闺怨”中的“夏闺怨”。上阕写昼眠情景，下阕写醒后怨思。用意虽不甚深，词语自清美可诵。“柳庭”二句，关键在一“静”字。上句云“风静”，下句云“人静”。风静时庭柳低垂，闺人困倦而眠；当昼眠正熟，清风又吹拂起庭柳了。同是写“静”，却从不同角度着笔。静中见动，动中有静，颇见巧思。三、四句，细写昼眠的人。风吹香汗，薄衫生凉；而在凉衫中又透出依微的汗香。变化在“薄衫”与“薄汗”二语，写衫之薄，点出“夏”意，写汗之薄，便有风韵，而以一“凉”字串起，夏闺昼眠的形象自可想见。过片二句，是睡醒后的活动。她那红润的手儿持着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而这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又冰了她那红润的手儿。上句的“冰”是名词，下句的“冰”作动词用。古人常在冬天凿冰藏于地窖，留待夏天解暑之用。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诗“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写以冰水拌藕，犹此词“手红”二句意。“郎笑耦丝长，长丝藕笑郎”，收两句为全词之旨。“藕丝长”，象征着人的情意绵长，古乐府中，常以“藕”谐“偶”，以“丝”谐“思”，藕节同心，故亦象征情人的永好。《读曲歌》：“思欢久，不爱独枝莲（怜），只惜同心藕（偶）。”自然，郎的笑是有调笑的意味的，故闺人报以“长丝藕笑郎”之语。笑郎，大概是笑他的太不领情或是不识情趣吧。郎的情意不如藕丝之长，末句始露出“闺怨”本意。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起句一开始诗人就为使人心悲的边城慨然长叹，充满了辛酸凄怆。诗篇开门见山点明题意，这在古诗和古乐府中是几乎看不到的。“悲”字是这首诗的诗眼，统摄全诗，也是此诗主意所在。接着，诗人申述了边地使人悲的情景。
首先写边地严寒、人稀、荒芜。“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人的肌肤，大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冰、雪、风肆虐逞威之地，不寒而栗。“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这设问，十分沉痛，答案不言自喻。
其次写战争给边地人民带来的痛苦。登城远望烽火台，只见边防驻军的战旗在朔风中纷纷飘扬、摇曳、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出征之人，一去不再回头，不思返归。留下的人，多被敌军俘虏，没完没了地哭泣。可见边地人民遭受敌军蹂躏之惨，苦难之深。从征者一去不返，留下的多被俘虏，这是造成“百里不见人”的主要原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停的残酷战争，使边地人民痛苦不堪。
最后四句写诗人的愤激之情和怅然感叹。“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这一反诘句流露了诗人强烈的哀怨情绪，表现了诗人对边地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切。“蓼虫不知辛，去来忽与谘。”蓼虫喜欢吃苦辣的东西，因此说“不知辛”。这两句是说，那些像蓼虫一样长期吃苦而不知什么叫做苦的人，你和他商谈迁徙的事是没有用的。言外之意，战争使人民习惯了，麻木了。这里凝聚了诗人无限的辛酸和悲哀，也流露了诗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惆怅哀叹的情绪。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战争的写实诗。诗人继承了《诗经》与《楚辞》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地反映了东汉末年边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社会现实。
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