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这是明代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王守仁早年的诗作，以至于在王守仁诗集中寻访不到，然而《登大伾山》诗碑还矗立在大伾山顶禹王庙西侧，大字行楷，诗衬字，字映诗，显得浑然一体，正可谓“翩翩然凤翥而龙蟠”，清隽磅礴之气扑面而来。书法劲拔，神采苍秀，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观后令人激动不已。他虽善书法，但正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所说：“古人论右军（指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指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　就是说，由于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的善书之名掩盖掉了。因此，《登大伾山诗》虽然是王守仁早年诗作，但是从书法价值和文学价值两方面来看，不愧为“诗书双璧”。

　　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浚县名宦王越死于甘州军中。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很伤心，特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1499年，新科进士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回浚县安葬。在此期间，王守仁曾慕大石佛之名到大伾山来拜谒。来到了大伾山。登山揽胜，他有感而发，写下了《登大伾山诗》。写诗的时间正如诗碑上落款是“己未仲秋朔”。这在《传习录》上还有演绎性的记载说“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看来，王阳明登第之前已经和王越神交久矣，梦中赠剑，一个军事家刚刚逝去，另一个年轻军事家随即登场，这是大明王朝不幸中之千载幸事。

　　《登大伾山诗》为七言律诗。首联“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不蔓不枝，直奔主题，即点明了登山之意，又用洗练简洁的笔法描写了登大伾山的初步感受。年轻的阳明先生，在公务之余，也许对大伾山这座“禹贡”名山向往已久，正所谓“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今有了机会，于是天刚拂晓，诗人就和二三友人朝大伾山迤逦而来。据《水浒传》作者描述，古时候的大伾山方圆很广，古木参天，是一个幽僻的隐居之处，因此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穿云破雾，大有游仙的感觉，只是远远望见萦绕在乳白色晨雾中的黛绿的山峦，感觉很近，走起来却很远。这对抱着极大兴趣和幻想的诗人来说，反而更有诱惑力，于是一个“披”字用的好，不仅在烟雾中穿行，还有披荆斩棘努力前行的精神。山中寺庙的悠扬钟声从远处传来，也许还有悠扬梵呗传来，钟声而形容为“疏”，可谓神来之笔，以动衬静，动静有致，使人觉得这深秋的大伾山幽静深邃，寒意浓浓。这一联写烟写树，写山写人，写声音写色彩，虚实相生，可谓纳须弥于芥子，很有概括性。

　　颔联“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是诗人在山腰高处的远眺，也许是熟悉山川地理的诗人的感慨和畅想。浚县古称黎阳，在明代有“赛江南”之称，流传的谚语说：“从南京到北京，都比不上浚县城。”可见明朝时浚县山下平畴千里“参差十万人家”的富庶面貌。诗人了解历史，不由得感慨：亘古长流的滔滔黄河虽然在宋代已经改道，却给黎阳留下肥沃的土地，这大自然的馈赠，是需要几世几年的修行才会降临的福祉。风湍沙势，沃野千年，包含着深沉的感慨和悠远的怀古之情。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读《登大伾山诗》的颔联两句，读者不禁要和诗人一起神与物游，思接千载了。

　　颈联“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随着晨雾的消散，旭日的东升，诗人一行涉溪跨涧，继续兴致勃勃地登山。大伾山山势陡峭，巉岩遍布，可是也碧水潺湲。诗人看着清澈的溪水在层层叠叠的青石之间跳跃奔流，不禁觉得这好像一条巨龙盘亘在山腰，鳞光闪动，跃跃欲飞了呢。这时候，峰回路转，已经到了山顶。大伾山山顶开阔平坦，简直是佛祖布道的天然道场。更何况，大伾山东面有面东而坐俯瞰黄河古道的“镇河将军”大石佛，大石佛开凿于五代后赵时期，是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石佛，可以说整个青山，半是巍然佛像，山的绝顶，已然所谓“佛顶”。这时候，朝阳喷薄而出，霞光万道，沐浴着这神奇的山林，礼佛的虔诚神圣和江山壮丽的豪情油然升腾，在年轻的王守仁心头翻滚。古人读书，目的在于“修、齐、治、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做一番丰功伟绩以便流传千古彪炳史册。作为年轻有为的新科进士，受君王厚爱和重托来为国之长城王越治丧　，应该感到无尚荣耀。登高怀远，是中国古诗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传统思维。诗人们每逢登高，大多要怀乡思人，感念故国，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伤，更何况“秋，士悲也”，在这样一个冷落的时节，涌上诗人心头，诉诸诗人笔下的更多的是悲慨。尾联“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诗人已经登山绝顶，这时候他并没有翘首南望故乡，而翻滚的思绪，径直奔向了遥远的北京城。好像在那目之所及之处，五彩祥云笼罩的正是皇家宫阙，作为受命于天子而又不辱使命的钦差，他在这深秋季节，在这九霄高处，眷念的是国家重托，思索的更多的是深沉的历史。这两句诗，还充溢着诗人对人生、对仕途的信心与激情。“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前句讲，登上大伾山向北方遥望，似见五彩祥云正缭绕于皇宫之上，后一句则阐释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人生哲理。王守仁写作《登大伾山诗》时，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作者昂扬的斗志与饱满的政治激情。

　　《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

　　岑参首次出塞，写过许多报绘边塞生活，抒发怀乡之情的优秀作品。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篇，写千里行军途中对故园的怀恋。

　　诗的首联写清晨行军图景。初赴边塞，千里行军，可记载的很多，诗人舍掉其他事物，仅从战马汗水落地，又踏成泥水这一细节写起，从而突出行军的急促和艰苦，描写是极真切的，没有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的。之后，诗人才又补写一笔；“朝驰几万蹄”，不仅点出时间：清晨，事件：行军，而且以“几万蹄”交代出形驰之远，与“朝驰”相映衬进一步突出行军之急切，同时把首句细节描写与长途行军这一巨大场景联系在一起。这两句仅从马蹄着笔写马，而赴边将士行军的急切和艰苦却已经表现很好了，似特写镜头，渲染急促格调，带起全篇。

　　诗的次两句回顾行军途中经历。“地角”、“天倪”都极言边塞之远，而“雪中”、“火处”则形成鲜明对照，写出边远行军途中气候变化的悬殊，从而用概括的笔墨为上文行军提供了一个特征十分突出的广阔背景。一“行”，一“宿”，概括了行军途中单调而又艰苦的生活，联系“朝驰几万蹄”一句，可知“宿”是多么的短暂，而“行”又是怎样的长久。如果说首句写的是次句的一个细节，那么首联所写的就不过是次联所泻的长途行军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剪影了。至此鞍马风尘，餐风宿露的长途行军图景已写得十分突出。

　　在前四句描写千里行军的基础上，后四句转写远赴边塞的乡思。“塞迥”和“乡遥”承上文“地角”和“天倪”而来，是触动诗人情思的客观因索，“中”和“梦”都写诗人情怀，转得极为自然。而一“怯”、一“迷”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初出边塞的诗人对环境的陌生和畏惧，对故乡的梦绕魂牵而又难以归去。诗的最后两句写宿铁关西馆时的怀乡之馆：“哪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照应题目点出月夜和铁关。诗人宿于边塞，唯以望月寄托怀乡之情，而又不写自己望月，却反写明月有情伴随自己，从而使自己更添乡思，望的是“故园月”，想的是故乡情，把思乡之情写得很含蓄，很深切。

　　这首诗写塞上行军，从“胡朝至夜，层层归结到“宿”字上，既有细节描绘，又有场景概括。写乡思，既有直接点示，又以景物烘托，写得十分生动，也十分含蓄。全诗八句，前六句描绘出笼时情景与中情，最后才以景物暗示出“宿”字，结构较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