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这首《晚出新亭》诗，是写江上景色的代表性作品，写景以抒情，情景交融。

　　新亭在建康（今南京市）境内，是朝士们游宴之所。诗的起势不凡，首句写景，次句写情。江水浩荡而去，离愁却袭上心来，真是几重波浪几重悲啊。此诗的发端与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中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正同，开首两句即点出“离悲”的主题。以下四句具体写江景：尽管江上潮势已经低落，但汹涌翻滚的波涛仍然犹如高张的车盖；水面之上云雾沉沉，无有峰峦之状。戍鼓之声从远处隐隐传来，顿添几分肃杀之气；远眺江岸，唯有寒山老松，满目萧索。“潮落”二句以潮落云昏暗示诗人心潮不平，“远戍”二句则通过戍鼓、寒松一步渲染悲愁的气氛。在这荒寒萧条，满目凄凉的时刻，诗人却不得不孤舟远征，艰难独行，最后两句自然而然的直抒情怀，感叹征程艰难，归程无期。

　　此诗语言洗炼，写景抒情，皆出于自然，将落潮、昏云、戍鼓、寒松等景物组合成一幅《孤舟远行图》，形象鲜明，意境幽远。

　　这首诗是借写杨花抒发羁旅宦游之愁。诗中写早春杨花初开之时，柳枝万缕千丝，淡黄若有似无，袅娜多姿，娇媚无限；而暮春时节杨花随风飘荡，纷飞离散，零落道旁。诗人由此联想到自己远离家乡，奔波仕途，终日劳累，不知漂泊生涯何时才是尽头，抒发了宦游之苦和乡思旅愁的感慨喟叹。全诗由物起兴，情景交融，巧妙运用比喻、对比等手法，刻画形象角度多变，构思新颖别致，语言含蓄精巧，有唱叹不尽之致。

　　一、二两句主要写杨花。在刻画杨柳形象上，诗人有其独到之处。“来时万缕弄轻黄”是说杨花初绽时万缕千丝，袅娜多姿，柔黄乍弄，娇媚无限。一个“弄”字，写柳枝随风飘舞，似在顾影自怜的无限风情，它在骀荡春风里袅娜摇曳的形状宛然眼前，刻画出动态。一个“轻”字，尽现杨花初开时的轻柔、娇嫩，给人以清新曼妙的感觉。黄是颜色，轻是重量，颜色本来无法分轻重，这里运用通感手法，把视觉和触觉这两种不同感觉打通，浅淡的颜色会引起轻的感觉，看到黄色淡到若有似无，便产生“轻黄”的感受。画面虽安闲静谧却不乏努力与新生，显示出初绽杨花青春的躁动和勃勃的生机，形神兼备。“去日飞球满路旁”是写杨花的坠落。“满路旁”表明杨花身已败落、不能自主，只能随风飘荡、零落道旁。一个“满”字，强调了已落杨花之多，更显见杨花的凄凉，也表达了诗人对杨花的同情与无奈。看似描写静态，实则包含着过去飞落、现在仍在飞落，数日内还要继续飞落这整个过程的动态。所以是寓动于静、静中有动。诗人选取杨花生命中的起点和终点来写杨花，意在表明杨花自始至终，一生都在繁忙中度过。

　　最后两句由物及人，从时间上强调诗人飘荡、繁忙之甚，诗歌意旨也渐渐凸显。上文极力铺陈杨花的繁忙，这里则说“我比杨花更飘荡”，可谓欲抑先扬。杨花之忙，只是一春，春后便销声匿迹、安然入眠了。相比之下，诗人远离家乡，奔波仕途，身不由己，一如飘零的杨花；官场风云变幻，终日劳累奔忙却仍飘摇不定，无所傍依；这种日子已进行至此，还要继续下去，不只是“一春”飘荡，而是春春飘荡，甚至是终生飘荡。这两句充分体现出语言的含蓄，诗人不说自己，而说杨花，余味不尽，感慨深长。

　　用杨花作比喻，古诗词中还可找出许多例子。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旁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把杨花比作缠绵哀感的思妇。文天祥《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把杨花比作日益沦丧的国土。此诗与它们又有所不同。诗人不仅将自己的转徙生涯和飘荡的杨花作比，而且还要比出程度高低：“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结构上递进一层，使离情旅愁得到有力反衬，更显得深切感人。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