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宋人的绝句,很喜欢用拟人化手法。诗人们想象自然及自然间的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因而情不自禁地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这样写,把本来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带上了人情味,觉得亲切,受到感动。方岳这首《春思》诗,采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
用拟人化的笔调,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热情地赞美了富有生机的春风。诗格调清新,不用典实,通篇拟人,富于动感,体物入微,又很有韵致。
诗咏春思,不是说自己对春天引发的种种思维感情,如伤春、惜春等;而是描述春天本身具有的情感。在具体吟咏时,又选择了春的代表———春风来表现,吟咏的主题,则定点在一个“忙”字上。第一句是说春风为什么忙,诗人分析说是因为春风“多可”。多所许可,心甘情愿地想去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要求,春风当然要“太忙”了。
以下三句,具体写春风的忙碌。春天,诗人认为变化最大、得风气之先的是、最突出的莫过于红花、绿柳。于是诗写春风一直陪伴着花柳,全心全意地为花柳服务。这句是浑写,读者自然能够由此想象到,整个春天,花先抽叶,后结花蕊,然后绽开花苞,终于繁花怒放,一直到纷纷堕落;想到柳树从吐芽抽条,到万丝绿条随风乱舞,最终柳絮纷飞,绿阴浓密。这全过程,春风无所不在,一刻不停,这就是“太忙生”了。
谈花说柳,当然不是孤立地,而是以之概括了春风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植物所起的作用。后面两句,便一句写春风如何照拂鸟雀昆虫,一句写春风如何安排气候。诗写春风吹走了寒冷,使大地解冻,让燕子能衔泥筑巢,孵育下一代;又吹开了花朵,让蜜蜂酿出甜甜的蜜糖。它应付自然界的各种需要,刚安排了一阵小雨滋润大地,转而又安排晴天。这样全方位地写,更加突出春风的疲于奔命,诗人对春的歌颂,也就通过诗细微地表达了出来。
春风本来是一个很蒙浑又很广泛的概念,方岳组织了各种意象,娓娓道来,体会精细,令人眼目一新。宋诗的纤巧与理趣,在这首诗中都得到了反映。
南宋小朝廷虽蜗居在“一勺西湖水”边,但大官僚家庭依旧是起高楼,宴宾客,修池苑,蓄声妓。据《齐东野语》记载,张鎡家中,“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姬侍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游仙也”。这首词写的也是欢娱不足,夜泛园地、依红偎翠的生活,就思想内容来说,除了作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诗化记录外,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这首词和一般的艳体词又有一些区别,作者将“香雾”、“歌吹”移带碧池月下,艳丽中透出秀洁,富贵化成了清雅,主人公因过份的享受而迟钝了的感觉也在大自然中变得细腻而敏感了,“夜泛”带上了更多的艺术情调。
开头一句“月在碧虚中住”,采用了化实为虚,虚实交映的描写手法。“碧虚”如张九龄《送宛句赵少府》:“修竹含清景,华池淡碧虚。”这一句将天空之碧虚融入池水之碧虚中,虚实不分,一个“住”字写出了夜池映月,含虚映碧的清奇空灵的景色。“人向乱荷中去”,由景而人,“乱”字写出了荷叶疏密、浓淡、高低、参差之态,“去”字将画面中的人物推入乱荷深处。“花气杂风凉,满船香。”这两句重点写“夜泛”,作者又将舟行的过程化为风凉花香的感受来写。凉夜泛舟,香雾空蒙。视觉失去了作用,而其它感观却随之敏锐起来,丝丝凉风,幽幽清香,均能感受到。借助嗅觉和听觉,不仅暗示了舟的移动,而且流露出作者泛舟荷池的愉悦:舟行其间,凉风拂面,月光如水,墨荷点点,使人感觉恍入仙境,凡胎脱尽,道骨仙风。
下片开头写“云被歌声摇动”,雕缕无形:一路清歌,舟移水动,水底云天也随之摇动,作者将这种虚幻的倒影照“实”写来,再现了池中天光水色深融无间的美景,又暗用秦青歌遏行云的典故,含蓄地赞叹了歌伎声色之美,这一句,写池光与天光合一,融化之妙,如盐在水。在这种清雅的环境中,“酒被诗情掇送”,冷香飞上笔端,“掇送”者,催迫也。于是,下面写醉卧粉阵红围中。词作又一次化实为虚,一语双关,避免了堕入恶趣。“醉里卧花心,拥红衾”,词写的是醉酒舟中,美人相伴,拥红扶翠,但因舟在池中,莲花倒映水底,“醉后不知天在水”,似乎身卧花心,覆盖着纷披红荷。结束能化郑为雅,保持清丽的格调。
据《青箱杂记》卷五载:晏殊选诗,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他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如所写“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句子,不言富贵,不镂金银,而富贵自在其中,了无痕迹。曾自言:“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晏殊的诗论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词有一定的帮助,这首词也是表现园池胜景、富贵生活的,但词作不是堆金砌玉,而是化实为虚,以气象暗喻富贵。如以写景而论,这首词是声色俱美,其色有碧虚、红衾、白云、翠荷,其声有歌声、水声、风声,其嗅有花香、酒香,但这一切被安置在明月之下,碧虚之上,浓艳就变成了清丽,富贵的景致就淡化成为一种氤氲的气象,深得晏殊诗词意境之妙。
当然,这只是一种符合贵族阶层审美趣味的文化生活,然而,它毕竟比一味描写感官享受的同类内容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因此,也就显得更为高明。
杨万里的《新柳》一诗描摹细腻,韵味清新,妙手天成,生面别开,颇能代表其“诚斋体”的诗风。
诗人漫步赏柳,由远而近,视线也由上而下,从岸上柳条,写到水中柳景。作者出人意料地只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引”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百尺”一词,又描绘出一幅柳条和水中柳影相连相映优美而有动感的图画,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对新春的喜爱之情。(早春时节是浅黄的柳条,暮春时节柳条是深青的,这里还采用象征的手法)“引”呼应篇首,说明柳条之所以能达“百尺”之长,因水中柳影把“引伸”之故。“引”字描绘出微风吹动,柳枝轻扬,水上水下连成一片的优美画面,把柳影即把新柳,把整个画面都写活了。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新颖、意趣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深情,正是其冲破江西诗派冷僻生涩的藩篱而表现的特色—“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小诗画面清新,节奏明快,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春风。字字句句无不流露着诗人爱惜新柳,热爱春天,热爱生活的深情。
“柳条百尺拂银塘”。作品开篇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初春时节柳树池塘两情依依的整体画面。“百尺”写了柳的婀娜与茂盛,“拂”写出了柳的轻揉,像手少女的纤纤玉手轻拂着银光闪耀的池塘。如此一来,一幅清新、煦暖、鲜亮、灵动的春树春水图画就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且莫深青只浅黄”。在这一句里,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写柳叶的颜色。“且莫”即“切莫”,有“千万不要”的意思,但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一点儿深清的绿色都没有”;“只”限制了柳叶颜色的单一和纯粹,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鹅黄嫩绿,“且莫”和“只”这两个限制性的词语不但传神有效地写出了初春时节柳树的特点,同时还流露了诗人爱惜新柳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