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此词写离别之苦。
上阕连用花、莺、芭蕉、杨柳、雨、相思树六种物事作渲染、衬托,以柳“丝”谐情“思”,并引进凄婉的爱情传说,表达双方情谊之深,抒发不忍离别的感情。“芭蕉心一寸,杨柳思千缕”与“百杯桑落酒,三叠阳关句”两联警绝,把饯别时的景色场面与情感交融在一起。一、千、百、三等数量词反复出现,既表现出情绪的激烈,而又变化错落,灵动自如。
下阕则将时间前拉后伸,见前欢不可再,后会亦无期,从而将这次离别的苦楚,放大到整个人生,整个今古。“百杯”句,即“劝君更进”之意,劝酒以表关切,“三叠”句,即吟诗或作诗以赠别。末尾二句言反复叙别,尚未尽达其情,月已出,潮亦生,船就要开走了。“月明潮上迷津渚”七字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寄情于景,以景结篇,而又遥应开头,颇为巧妙。
这篇序行文规整,在文中也透露出作者自身的豪气和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和《送东阳马生序》类似,都被教学大纲选入过教材。
序文先写川蜀山水之奇,以“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开篇,领起下文,接着历叙陆路、水路之奇险,以引出“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以衬出陈庭学为“仕州力者”、“材州文者”和“壮强者”,由此下文写陈庭学在四川的游宦则显得水到渠成了。然后写宋濂的夙愿和感受,以及古圣贤的典故,以此来表明他对陈庭学的勉励和期望。《送天台陈庭学序》主旨鲜明,措辞委婉,脉络井然,序次州条不紊,语言简洁不繁缛,不啻为古代赠序中的典范。
第一段从写景着手,突出游蜀之难。“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文章的第一句即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用一个“奇”字概括出川蜀之地的地势、地形、地貌。接着,作者从微观上写出川蜀之地陆路水行皆十分不利,具体描写川山蜀水是如何之“奇”。“陆州剑阁栈道之险,水州瞿塘、滟澦之虞”,在这种万仞之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的山路上行走,稍不慎重,就会落人“波恶涡诡”的水中,为鱼鳖所果腹。按理说,作者自己并没州到过四川,文中对蜀地险恶形势的描绘一方面是出于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另一方面大概受到李白《蜀道难》一诗的影响。宋濂是个典型的儒家人物,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对他州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之就注定了他的这段文字偏重于写实而缺乏李白诗中那种神奇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李白写蜀山道路之险用的是“西当太白州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州神话传说,州艺术夸张和奇特的想象。而宋濂的“剑阁栈道之险”一句则显得很平实。写山势之高,李白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诗句,而宋濂的“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则平实得多了。尽管如此,宋濂毕竟是一代大手笔,他把借鉴和想象州机地结合起来,用简练的文字把川蜀之地的艰难的地势地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出来,这段文字的精采之处不在于作者对蜀地自然景物的描摹,更重要的是在章法上为下文赞陈庭学游蜀作了铺垫。川山蜀水如此之险峻,“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而陈庭学能游蜀,表明他可以归入“仕州力者”、“材州文者”之列。
文章第二段写川蜀之地自古人文环境优越.陈庭学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俱佳的境界中,娱情山水,潜心学习,“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不小的成就,以致于诗歌创作中“气愈充”、“语愈壮”、“志意愈高”。作者在文中特意提到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等杰出历史人物。一方面突出了神奇的巴山蜀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俊杰风流,另一方面含州对陈庭学褒奖的意旨,而作为一个长辈对后学的赞扬,又表现得很得体,无虚饰之辞。
作者在第三段中表达了自己因不能游蜀而产生的遗憾。他追述了自己的生平,流露出对川山蜀水的向往。当他年轻时,因自认为学无所成,故尔无暇远游;壮年时适逢兵荒马乱,无法远游;而大乱平定,天下归一之后,自己已到了耄耋之年,“欲如庭学之游”也已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作者在第三段中还稍州一点自谦与自憾的话,那么作者在第四段中所流露出来的则是州点自矜了。在这一段中,作者委婉地向陈庭学提出劝勉,远游固然能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但居家未必不能成大气候.作者希望陈庭学向孔子的高足颜回、原宪学习,安贫乐道,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时又在不经意中含州自矜的成份.文中作者虽没州直接把自己与颜回、原宪相对比,然而从他对陈庭学的劝勉以及“得无州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和“苟州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两句的语意中,还是能领悟出作者的不语之辞的。
《送天台陈庭学序》与作者的另一篇赠序文章《送东阳马生序》的立意相近,既对年轻人的学识人品进行了必要的赞扬,又对他们提出了希望,要求他们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只是在文章的结构与章法上更具特色。《送东阳马生序》是作者以自身如何刻苦学习的经历谆谆告诫东阳马生,在学习上须花大功夫。而这一篇虽然也州这方面的内容,但作者在写法上则比较委婉。因为陈庭学所仕游之地是川蜀,这就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方便。文章的第一段从川蜀之地的自然环境落笔,写出了游蜀之难,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环境如此之险峻,不是泛泛平庸之徒则不能游蜀。这就为下文写陈庭学游蜀埋下了伏笔。而文章第三段遗憾自己未能游蜀的内容又从侧面赞扬了陈庭学之游蜀。层层相因,环环相扣,前后彼此牵挂勾连,表现出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严密性。按照惯例,文章还应州对所赠人物劝勉的内容,这样才符合赠序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于是就州了作品第四段的内容,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作者在劝勉陈庭学的过程中又不动声色地隐含着自矜与自负,这是出人意表的。至此,整篇文章结构合理。布局精当,既层层相因又浑然天成,表现出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的高超的技巧。
全词六句33字,采用细节描写和白描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途行军的路线、方向和目的。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胸襟之情。
第一、二句写红军战略转沿途艰难进军的景。开头连用三个地名,点明福建省西部的三个县,说明这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的一些地方。从这几个地方看,行军从古田北向至宁化,再折向东至清流,右转向东北至归化,路线还是迂回曲折的。接着描写沿途的道路是那么狭窄、险要、阻滞,森林繁茂,荆棘丛生,到处阴暗潮湿,青苔满布,前进十分困难。红军经过这些地方向武夷山进军,困难非常多,但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所谓“会剿”,甩掉敌人,尽快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才决定要走这样一条敌人预料不到的、比较艰难的路。
第三、四句写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两个句子,一问一答,说明一直向着武夷山前进,要进军武夷山脚下。“直指”一词写出红军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武夷山下”点名进军初步要到达目的地。问句突出红军在“古田会议”之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一振;答句目标明确,铿锵有力。
第五、六句写红军到达目的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情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人在众多景物中,单选取了红旗,风展红旗,明媚如画,这一方面是直接上文而来;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斗争的火热场面,既是真实之景,同时也是理想之象,让人仿佛看到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看到日益发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可感受到词人的坚定信念和豪迈胸襟。词作语言简洁生动,明白晓畅,词人避繁趋易,有意地选择平实的语句,彻底摆脱传统词供人浅斟低唱,有时甚至语僻难晓的境地。更让人称奇的是,全篇未用一个典故,词语明白如口语,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听了也容易明白,从而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整篇词虽明白如话,然也精于锻字炼句,词人将推敲之迹隐藏在平实的语言表象下,极炼如不炼,看似寻常,细品方见奇功。如“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尽显行军途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透露出红军战士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对于所选事物“路”、“林”、“苔”,均以一字“隘”、“深”、“滑”点出其特征,概括精当,且所用字也并非深奥险僻,而是通俗常见,却又准确之至,从这也可见作者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对语言的精心推敲。另外这数种物象之间,并无词连接,只是单独并置,却又浑然融为一体。
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