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调即双调的《忆江南》。词中写的是别情,调名“江南柳”兼关题意。通首作女子口吻。
此为送别词。词中未具体刻画送别情事,而是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别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将别情抒写得极为深挚。全词语言素朴明快,情调清新健康,风格别具特色。
起首一句从别路写起。隋炀帝开通济渠,河渠旁筑御道,栽种柳树,是为“隋堤”。“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两句是说:这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成日里不知有多少车马大路上来往,扬起“路尘”;不知有多少船只扬帆东下,随波逐流;也不知有多少人长堤上折柳送别,以寄深情。“隋堤”是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波急”与“路尘轻”分写水陆行程,暗示离别,寄有别情。一个“远”字,既刻画出别者长路漫漫的旅愁,又刻画送者依依目送的情态。这二句着重从眼前、从水陆两路,横向地展开送别图景;第三句则着重从古往今来,纵向地展示送别情事。一个“多”字,几乎将古今天下此中人事全都囊括。正因为别情是如此普遍,也就容易唤起“见人分袂亦愁生”的感受了。末句以“何况”二字造成递进,突出个人眼前的离别情事。以上,词人没有具体写到个人送别情事,只客观叙写普遍的离情,只是“亦愁生”中才微露主观情感。
过片转写别后,别时种种情事都被省略了,这里只是着重写送者城楼望月的情景。“斜照后”三字非虚设,它表明送者城楼伫立的时辰之久,从日落到月出。“重望”又表明先已望过,上片“隋堤远”数句是日落前望中之景,至重望时应当是不甚分明了。于是送者抬头望新月,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向往:“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此外与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类,但“亭亭”二字却把月的意象女性化了,而送者的身份亦不言自明,“千里伴行”的说法更是真挚深婉。
总的说来,通首词没有刻画送别情事,更没有刻意作苦语,但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的别情,有烘云托月之妙,将一己别情写得非常充分。全词也没有点明双方身份、关系,被称作“君”的甚至未直接露面,但通过新月亭亭的意象和伴行的着想,给读者以明确的暗示。词的语言明快素朴,情调清新健康,在送别之作中颇有特色。
这首诗是杜甫写景中的佳作。全诗层次鲜明,结构严谨,更为惊奇的是此诗部分所写只见顿挫而不见沉郁。此诗描写的是农家风光,盛夏作者在农舍邀请李炎畅饮。
“远林”与下文“僻近”相互呼应,说明此处离闹市甚远,幽远深静。并点明李公来游的原因是为了贪凉。此处虽是贫居,但“淳朴”,有“浊醪”,有美景,有乐音,杜甫极力邀请客人留下饮酒,有挽留之意。“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这里写的比较有意思,作者居住此地,知此处有酒,实有“故弄玄虚”之感。下句“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酒从墙头过,展席畅饮美酒,与上句结合,也展现了杜甫少有的浪漫之意。前句很有意思。一来显得是贫居,墙低,故酒可以打墙头递过来;二来也显得邻家的淳朴,为了顾全主人家的面子,不让贵客知道酒是借来的,所以不打从大门而打从墙头偷偷地送过来。杜甫之憎富人,爱穷人,是有他的生活体验作基础的。
杜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特点,而“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而真正让我们惊得恰恰是“惊”字,秋好像人一样知道了客人的意愿,刮起了习习清风,可谓顿挫到了极致。下两句用对偶句描写了林间鸟儿斗架、蝉鸣,为下句铺垫。“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这两句是说:我不禁“苦恼”的埋怨道这些东西吵闹,谁说我的草庐幽静呢?杜甫此时的苦恼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恼”,而是假意的苦恼,这中“苦恼”正是作者得意之处。最后四句是说:因为村野僻远,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来款待客人,只好将此问美好的景色充作留客之物。西家的酒,也许没有了,不能不更想个办法,总之委屈不了你。从这里也显示了杜甫的淳朴、豪爽。
此诗是李白的醉歌,诗中以醉汉的心理和眼光看周围世界,实际上是以带有诗意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思索一切。诗一开始用了晋朝山简的典故。山简镇守襄阳时,喜欢去习家花园喝酒,常常大醉骑马而回。当时的歌谣说他:“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着白接篱。”接篱,一种白色帽子。李白在这里是说自己像当年的山简一样,日暮归来,烂醉如泥,被儿童拦住拍手唱歌,引起满街的喧笑。
但狂放不羁的诗人毫不在意,说什么人生百年,一共三万六千日,每天都应该往肚里倒上三百杯酒。此时,他酒意正浓,醉眼朦胧地朝四方看,远远看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像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啊,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能垒成一座糟丘台了。诗人醉骑在骏马雕鞍上,唱着《梅花落》的曲调,后面还跟着车子,车上挂着酒壶,载着乐队,奏着劝酒的乐曲。他洋洋自得,忽然觉得自己的纵酒生活,连历史上的王侯也莫能相比呢。秦丞相李斯也被秦二世杀掉了,临刑时对他儿子说:“吾欲与若(你)复牵黄犬,俱出上蔡(李斯的故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还有晋朝的羊祜,镇守襄阳时常游岘山,曾对人说:“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祜死后,襄阳人在岘山立碑纪念。见到碑的人往往流泪,名为“堕泪碑”。但这碑到了此时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如今碑也已剥落,再无人为之堕泪了。一个生前即未得善终,一个身后虽有人为之立碑,但也难免逐渐湮没,不能有“月下倾金罍”这般快乐而现实。那清风朗月可以不花一钱尽情享用,酒醉之后,像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中,显示出无比潇洒和适意。
诗的尾声,诗人再次宣扬纵酒行乐,强调即使尊贵到能与巫山神女相接的楚襄王,亦早已化为子虚乌有,不及与伴自己喝酒的舒州杓、力士铛同生共死更有乐趣。
这首诗为人们所爱读。因为诗人表现的生活作风虽然很放诞,但并不颓废,支配全诗的,是对他自己所过的浪漫生活的自我欣赏和陶醉。诗人用直率的笔调,给自己勾勒出一个天真烂漫的醉汉形象。诗里生活场景的描写非常生动而富有强烈戏剧色彩,达到了绘声绘影的程度,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中生动活泼的一面。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