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本文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花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对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桃花源中的家庭多为主干家庭(三代同堂),从“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从“男女”、“黄发”、“垂髫”这三个词便可以看出此点。
文章的结构也颇有巧妙之处。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读者就会感到隔远,作品的感染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不足为外人道也”及渔人返寻所志,迷不得路,使读者从这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退回到现实世界,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依恋。文末南阳刘子骥规往不果一笔,又使全文有余意不穷之趣。
词的上半阕,作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他从十七岁以来十五年间的坎坷经历粗略地描述了一番。用了两个“纵横”,把自己怀才不遇,箫剑双负的心情形象地表达出来。才“纵横”,是说他的才能大,泪“纵横”,是说他的悲哀多。“箫心”侧重于生活中的各种幽情亲情,“剑名”则主要是大的人生追求和志向抱负,二者“双负”,作者只赢得泪纵横。
词的下半阕,进一步写个人生活之悲:春天来时,连个关心的梦都做不成,不言也人关心自己,反言自己无倾注关心的对象;不说真实的关心,只求做个关心梦,话语中所包含的这些凄怨哀伤,是十分沉痛的。作者又巧妙地用了两个“飘零”,把自己为了功名,南北数次奔波的经历和自我安慰的复杂心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看了词的最后一句话才知道,作者一生漂泊无定,如今虽有些悔怨,但他已不看重这些,因为人生本就是雪泥鸿爪,因为他已信奉了佛教。
据史料记载,龚自珍在道光三年有信佛事。他回乡后在苏州与江沅、贝墉等几个佛门俗家弟子搅到一起,还参加了拜佛诵经。在作者的许多诗歌中,都有他学佛的印记,不少佛经上的语言,被龚自珍写入诗歌中。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学佛来解脱自己考场不得意的失落,这也是当时许多失意文人的通常做法。不过,读了这首词的最末一句,往往有一种苦涩生出,让人同情作者,这正是此词的艺术魅力所在。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这首诗是诗人由宣州经江州回长安途中路过商山麻涧时所作。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其地险峻,林壑深邃。麻涧,在熊耳峰下,山涧环抱,周围适宜种麻,因名麻涧。诗人以清隽的笔调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一带优美的自然景色。淳朴、恬静的农家生活和村人怡然自得的意态,充满了浓厚的诗情画意。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一辆风尘仆仆的“征车”曲折颠簸在商山的山路上。峰回路转,车子进入麻涧谷口,一片迷人的“桃源”境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使得诗人一下子忘记了旅途的疲困,精神为之一振。
举目遥望,周围群峰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下雾霭霏微,在阳光的辉映下,折射出炫目的光彩;山风飘拂,山涧逶迤,远处在一片垂柳的掩映下,竟然坐落着一个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休息之处。那袅袅的炊烟,那轻柔的柳丝,那悠悠的鸡犬声,引得诗人兴奋不已,催车前行。车轮辘辘向前,打破了山间的幽静,惊起了栖息在野草丛中的野鸡,纷纷扑棱着翅膀,从车前掠过;胆小的獐鹿竖起双耳,惊恐地逃到远处的草丛里。车子进入村庄时,太阳已经西斜,放牧的牛羊纷纷回栏,觅食的鸡鸭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回窠了。
黄昏,是农家最悠闲的时光。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开始回到石头垒成的小院里休息、并准备晚餐了。那长眉白发的老翁悠然自得地坐在屋前的老树下,身边放了一壶酒;那身着红色衫袖的村姑正将一朵刚刚采撷的野花细心地插在发髻上。置身这恍如仙境的麻涧,面对这怡然自乐的村人,诗人心旷神怡。想到自己千里奔逐,风尘仆仆,想到明天又得离开这里,踏上征途,欣羡之余,又不禁升起了悠悠怅惘。一个人坐在溪涧边,手指不由自由地在细沙上画来画去。此时余辉霭霭,暮色渐渐笼罩了这小小的山村。
这首诗运用蒙太奇的艺术手法,通过巧妙的剪辑,远近结合,移步换形,一句一景,将商山麻涧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山村农家的和美生活写得熙熙融融,生机盎然。最后,诗人将自己的怅然失落的神情一起摄入画面,曲折地表达了因仕途曲折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富有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