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全诗围绕着题目的“寻”字,逐渐展开。“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开始二句就突出一个“寻”字来,顺着莓苔履痕(一作“屐痕”),一路寻来。语言浅淡质朴,似乎无须赘言:那人迹罕至的清幽山径,正是常道士出入往来之地,这里没有人间喧嚣,满路莓苔。履痕屐齿给来访者带来希望和猜想:幽人不远,晤面在即;否则就是其人出晤,相会须费些周折。
颔联写由顺其路而始入其居境。两句写景平列,用意侧重“闭门”寻人不遇。“白云依静渚”,为远望。
白云絮絮,缭绕小渚。“依”字有意趣。越溪(或是缘溪)而至其巖扉,近云则“春草闭闲门”,蓬门长闭,碧草当门,道士不在寓所。如果说一路莓苔给人幽静的印象,那么这里的白云、芳草、静渚、闲门,则充满静穆淡逸的氛围。渚是“静”的,白云、芳草也是静静的。门“闲”,不遇之人,来访者不期然而然的心境也“闲”。一切都显得恬静自然,和谐默契,不受丝毫纷扰。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悄然融入自在平静的心绪,来访不遇的怅然,似乎被这清幽、宁静的环境,带有内省参照的“禅意”所冲化,渐趋恬然。
独闭的闲门,摇曳的小草,使人浸润在“绿满窗前草不除”的幽静自在境界,滋味咸化于这静默的世界之中。
上四句叙寻而不遇,意绪明白。后四句继写一路景观,浑化无迹须缓缓味出。“过雨云松色,随山到水源”。这云松寻源,所趋何向,是不遇而再寻,还是顺便一游其山,还是返回,诗人没有说出。两句以景带叙,下句叙事成份更多些。“水源”,应该不是指来时“经行处”,所以“随山”不是下山,而是入山,随山转折,缘山道探寻水源。道士不在寓所,因此这寻水源,也就是寻道士,“随”字简洁,山道纡绕,峰回路转,随山探源,缘水经山。其间林壑深秀,水声潺潺,都由这个“随”字导人神游,启迪丰富的“曲径通幽”的想象。上句“过雨云松色”,或指道士居所“门外景”,或指“随山”时的景致。“过雨”暗示忽然遇雨,诗人仅仅用一“过”字表示它的刚刚存在,而着意于雨霁云收之后翠绿生新的松色。“过”字,把阵雨带来的清新宜人的气息、物色,轻松自然地托显出来,同时也隐隐带出漫步山道的时间进程。
“过雨”,涮新了松色,也带来冥想。自生自灭的短暂一“过”,和静静白云一样,已在写“禅意”(金性尧)。
尾联的“禅意”,用得精妙。诗人云见了“溪花”,却浮起“禅意”,从幽溪深涧的陶冶中得到超悟,从摇曳的野花静静的观照中,领略到恬静的清趣,溶化于心灵深处是一种体察宁静,荡涤心胸的内省喜悦,自在恬然的心境与清幽静谧的物象交融为一。况且禅宗本来就有拈花微笑的故事,这都溶入默契不言的妙悟中,而领会出“禅意”,因用“与”,把物象和情感联结起来。禅宗的妙悟和道家的得意忘言,有内在相通之处。佛道都喜占山林,幽径寻真,荡入冥思,于此佛道互融,而进入“相对亦忘言”的精神境界。
芳草松色、白云溪花的美感,“禅意”默想的清享,都清美极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惬意自得的感受,也都含融在诗的“忘言”之中。
这首诗本为送李判官入京,却先从自己从长安入安西着笔。“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说自己在天宝八年(749年)受高仙芝之聘,不远万里,从长安来到安西。安西,在唐代是一个十分遥远、荒凉的所在,不少人视为畏途,而诗人为实现一身报国志心甘情愿地前往这个遥远荒凉的地方。 在“一身”与“万里”的悬殊中,表现出作者惊人而又超人的胆魄和勇气;同时,“一身”也包含离别家乡亲人之意,为下文写乡愁埋下伏笔。“从”、“向”二字的连用,又表现出作者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气概。两句起得十分有力,着墨不多,但却内涵丰富而又形象鲜明,为下面具体描写安西情形作了自然的导引。中间两联,是全诗的重点,作者着重写了来安西途中的所见所感。颔联“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写星夜兼程赶路的情形。在长安与家人见惯了的一轮明月,此时却独挂在沙漠上,显得有几分愁惨,仿佛在对人垂泪一样。这里不说自己因对月思乡而垂泪,却反说明月对己垂泪。而自己的思乡之念,已形象地见于言外。这也是将明月拟人化,赋予无生命的月亮以活泼的人格,给在沙漠上行进的孤身一人作陪衬,使得天上地下的景物融成一片,遥相对应,别有情致。在夜中行进,松软的沙子使坐骑格外吃力,“费马蹄”三字,既指对马蹄的磨损,更有沙软难行之意,足见行进的艰难,但作者仍然奋进不息。接着,颔联一方面承接颈联,继续写行进,同时又一转,从夜间过渡到白天:“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这一联景象十分逼真、壮阔。上句用张骞出使西域寻找黄河源头的典故,意喻简直要走到天地的尽头;通过沙漠时,觉得天也格外低矮了。这里面,既有对旅途艰辛的描写,但更多的却是从一个刚从内地来到西北边陲的人的眼中,以惊愕的神情,来描写那未曾见过的新奇而壮阔无比的景象,其中饱和着作者对新鲜生活的追求和对边疆的热爱,充满着由衷的激情。
通过这样的层层转接,对万里西行的铺叙、描写,最后终于写到了给李判官送行,“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这最后的送行绝没有悲切之语,而是在军帐中与李判官痛饮,使临行前的聚会,充满着振奋人心的豪壮气概。诗人也没有写旅途珍重之语,因为此诗前三联已经叙述了自己西行时的种种情形,而李判官的东归,也是顺着这一条路线,在上面的描写中已经暗含旅途艰难、须多保重之意,这里无须再作赘语了。诗人此时更多的想到了自己远在长安的家人。他万里西行之后,那久已蕴蓄于心的深切乡思,此时一经李判官返京的触发,如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遏止,于是就趁痛饮酒酣之时,在军帐中作书,将心中的万语千言写出,托李判官带回长安家中。“家书醉里题”,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在醉中仍然没有忘记家乡和亲人,足见乡思之切、之深;另一方面也极为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在醺然中挥毫疾书、下笔不能自休的情景。一股豪气充满军帐,融注在全诗的字句中,给读者以深刻的感受。
全诗气魄沉雄,在远行的豪情中有思乡的清泪,在艰辛的磨难中又表现出勇猛奋进的精神。且都是通过对安西的新奇而特有景物的描写,曲折表现出来的。
词人亲眼看到金人南侵,君主被掳,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中,写下了这首忠愤填膺的词,其凄凉怨慕之音,缠绵悱恻之感,溢于字里行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
全词不言国破君掳,巢复卵毁,而言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一种物是人非的今昔之感,跃然纸上。“春昼长”一语,把客观的景物描写,转向主观的心理感受,是景为情使,情因景生,抒情和写景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富丽堂皇的景物后面,蕴藏着深深的隐痛。接着词人把笔锋一转:“燕子归来依旧忙”,燕子是无情之物,它哪里知道楼殿依旧,而主人已换,仍然忙着衔泥,在旧梁上筑起新巢,俨然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之感。最后“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点明题旨,怀念故君。结句真味无穷,辞意高绝,一个芳馨悱恻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因为它是从题前着笔,题外摄神,只用了一个“破”字,便把从清晨忆到黄昏,又从黄昏忆到月上柳梢,都沉浸在如痴如呆的回忆中。昔日的宫柳凝绿,今朝的淡月黄昏;昔日的笙歌彻旦,今朝的楼殿无人,在在是强烈的对比,在在是伤心的回忆,不言相忆之久,而时间之长自见;不言相忆之深,而惓顾之意甚明。“月破黄昏”是写景;“人断肠”是抒情,把写景和抒情统一在一个完整的句子里,而景物在感情的丝缕中织得更加光彩夺目,感情在景物的烘托中更加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抒发深沉的感慨,不着一句实语,而是把山河破碎、君王被虏的残酷现实写进了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中.以物事人非的沧桑变换把往事堪哀的失国之痛表达得真切动人。
这是一首纪游抒情诗,抒写江南农村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剪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兴。全诗首写诗人出游到农家,次写村外之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末写频来夜游。所写虽各有侧重,但以游村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此诗题材比较普通,但立意新巧,手法白描,不用辞藻涂抹,而自然成趣。
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足鸡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客尽其所有的盛情。“莫笑”二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
颔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寓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青翠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愈益依稀难认。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见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描摹,这两句却格外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种境遇中,与诗句所写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疑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诗就越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颈联则由自然入人事,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社”为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祈年,满着丰收的期待。节日来源于《周礼》。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也说:“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可见到宋代还很盛行。陆游在这里更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吾土吾民之爱。
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给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叩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纯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游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诵千古的“山重”“柳暗”一联。
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游”字,而处处切“游”字,游兴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难状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