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雨夜泊舟湖上的所见之景,是写实境;后两句即景抒情,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全诗从表面看是简单的即景抒情,凭吊前人但细加分析,可闻弦外之音。
一二句乍看是赋,是写实境,但赋中有兴,离情于景,情景相生,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淅沥的雨点敲击船篷,那迷蒙的水汽弥漫天际,不能不使他产生怀古之幽情。第二句写南湖连夜降雨,湖水新涨,推窗远望,一片苍茫,诗人的思绪也随之进入阔的空间。“水连天”三字,确如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诗所写的“黏天四无壁”,诗人在构思时受到启发,看来是必然的。
七言绝句短小精粹,但在高手写来,却有深广的容量关键在于如何“纳须弥于芥子”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此诗可称是这方面的佳作。它前二句写景,但在景语中却暗暗设置意脉,即在“南湖”句中已渐渐引出秦观。至后联遂跌出伤时怀古两个警句,让秦观正式出场手法似一跌宕,意脉上却紧承前联,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想于绳墨之外”的妙境。
王士祯对秦观极为崇拜,至此诗则云:“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雅人深致,寄慨无端,从表面看来,这两句是在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但应该说,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秦观逝世到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五百六十年,这用“五百年”这个整数去概指,但也可以理解为寂寞的只是其中的五百年,而此后不包括在内。文坛由于没有秦观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寂寞萧素,现在诗坛这样热闹兴旺,而这又是与王士祯堪称“风流”的作为有关,他自己必不会以为诗坛是寂寞了,所以此诗明说若干年限之内的寂寞,正是为了衬托目前的热闹和繁荣,暗示自己已经管领风骚。
“语贵含蓄……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着者也。”(姜白石《白石道人诗说》)这首小诗的特点,正是多言外之意,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抒情,但都很含蓄而不简单直露,前联以托事于物的比兴手法,写寒雨中的凄苦心境;后一联似直露地慨叹大家陨落,文坛寂寞,但暗中又反衬自己振兴诗坛的抱负与所获得的成就。句句都有余意,耐人寻味。诗能言情事而不落言筌,以景物寓意而不着痕迹,真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首词上片忆昔,通过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下片抚今,写如今国破家亡、沦落天涯,写出作者对往日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回忆往昔。
开篇二句,从眼前节候节物着笔,写元宵节的环境氛围。严冬余威尚未消退,残雪未尽,梅花凋残零落,黄昏时刮风下雨,春寒料峭。恶劣的气候,暗淡的黄昏,令人压抑、沉闷,难以尽兴游赏,从而勾起对昔日元宵节的回忆。
“长记”四句,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周密《武林旧事·大礼》载:“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又说:“禁去岁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这里作者特点“小红楼”、“杵歌”、“预赏”,说明作者所“长记”的元宵不是一般的元夕,而是南宋朝廷观灯的往事。“杵歌昏昏,鼓声叠叠”,极写昔日元宵观灯歌舞不绝,热闹喧腾的景象,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
下片抚今。
过片宕开一笔:“涯客鬓愁成缕,海上传柑梦中去”。这里写出国破家亡、沦落天涯,无以寄身的凄惨和难脱的愁绪。过去上元夜于宫中宴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的美好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梦中去”三字,进一步写出作者对往日元宵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以上所写,既突出昔元宵节的美好,又反衬出今年元宵节的凄凉。
所以作者接下去有由昔而今、由梦境而回到现实,自设问答:“今年上元何处度”设问,应片头“天涯客鬓愁成缕”句,领起下文。接着以“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作答,说明今年元夕不是在都城临安的“小红楼畔”,而是在“乱山茅屋”之中;不是往日“杵歌昏昏,鼓声叠叠”的繁华,而是面对着“寒炉败壁”,孤苦凄凉;自然自己所观赏的也不是“火树银花流溢的繁灯焰火,而是青荧的令人发愁的“渔火”,满目凄楚的元宵节物出而已。着末写出悲惨处境,悲愤几极。
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诗的开头很有特色。它描写丰收,纯以静态:许许多多的粮食谷物(黍、稌),贮藏粮食的高大仓廪,再加上抽象的难以计算的数字(万、亿、秭)。这些静态汇成一片壮观的丰收景象,自然是为显示西周王朝国势的强盛,而透过静态,表现出后面亿万农夫长年辛劳的动态。寓动于静之中,写来笔墨十分经济,又给读者留下思想驰骋的广阔天地。不过,在周王室看来,来之不易的丰收既是人事,更是天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丰收归根结底是上天的恩赐,所以诗的后半部分就是感谢上天。
因丰收而致谢,以丰收的果实祭祀最为恰当,故而诗中写道:“为酒为醴(用丰收的粮食制成),烝畀祖妣。”祭享“祖妣”,是通过先祖之灵实现天人之沟通。也由于丰收,祭品丰盛,能够“以洽百礼”,面面俱到。“降福孔皆”既是对神灵已赐恩泽的赞颂,也是对神灵进一步普遍赐福的祈求。身处难以驾驭大自然、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人们祈求神灵保佑的愿望尤其强烈,《周颂·丰年》既着眼于现 在,更着眼于未来,与其说是周人善于深谋远虑,不如说是他们深感缺乏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无奈。
“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四句,在周颂的另一篇作品《周颂·载芟》中也一字不易地出现,其情况与颂诗中某些重复出现的套话有所不同。在《周颂·丰年》中,前两句是实写丰收与祭品(用丰收果实制成),后两句则是祭祀的实写;《周颂·载芟》中用此四句,却是对于丰年的祈求和向往。可见《周颂·载芟》是把《周颂·丰年》中所写的现实移植为理想,这恰恰可以反映当时丰年的难逢。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