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良夜的恋情。上片绘出月夜明净清幽的景色,“金环碎撼”,使人如闻其声。下片写室内的情景:“红战灯花笑”一句,境界全出,使人如睹其形。后二句用楚王在高唐与神女相会的故事,来比拟眼前相恋的美好意境。
此词写男女相聚之情,含而不露,环境与心情,在作者笔下得到了和谐的配合,仿佛灯花也感到愉悦,《雨村词话》评道“‘战’‘笑’字新”。
此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势”,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聊短述”,抒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诗题中一个“如”字,突现了江水的海势 ,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曰 :“聊短述 ”。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既然是聊为短述,绝不能出语平平。诗人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聊短述”的良苦用心,炉火纯青的诗艺,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动人心弦的审美效果。
正由于杜甫艺术上的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因此老年臻于出神入化、妙手成春的极境。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死花鸟莫深愁”。仇兆鳌评杜甫“ 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杜诗详注》卷之十)同时他还转引钱笺可相互发明:“春死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杜诗详注》卷之十)这里是说点明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
至于“ 浑漫与”中的“与”字,旧本曾作“兴”,清末郭曾忻解释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读杜札记》)此处强调任笔所之,自然而然。总之,首颔二联总体着眼,大处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势,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涵,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写的办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涉,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杜诗解》卷二)所谓海势,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势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势。为此,诗人紧接首颔二联虚写海势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
故颈联道 :“新添水槛供重钓,故著(着)浮槎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悟及海势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嗣奭所说 :“水势不易描写 ,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杜臆》卷之四)又如金圣叹所说 :“不必于江上无涉,而实非着意江上也。”(《杜诗解》卷二)尾联诗人以一“焉”字,即巧作转折,融注新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兴味,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杜诗解》卷二)
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每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尤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顾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弁此诗者。题是‘江上值水如海势’七字而止,下又缀以‘聊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谓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杜诗解》卷二)从他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诗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势。此诗以虚带实,出奇制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