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明确被指认为的悼亡诗,是李商隐悼念其亡妻王氏的诗。大中五年(851年)春夏间王氏病重至死,李商隐罢官归京时竟未见爱妻最后一面,房中唯有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物在人亡,睹物增悲。哀悼之情中致以身世之慨,沉痛感人。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蔷薇枝条细长柔软,有如绿色的衣带,圆圆的小花又有如衣带上的钱纹;素淡的花朵混动着晶莹的露珠,仿佛正在哭泣流泪一般,给人幽冷之感。除幕归来,但见往日非常逗人喜爱的蔷薇,如今也和自己一样无精打彩,流淌泪珠,凄凄楚楚,打迭不起精神来。爱妻亡故,诗人把自己哀愁的情感,无意中移到庭院的蔷薇,使本无情感的花朵也染上了哀伤的色彩,创造出一种凄怆悲凉的氛围。再说,蔷薇细长柔嫩的枝条,也使诗人联想起王氏织有钱纹的绿色衣带,使他仿佛又见到王氏的倩影丽姿。然而,妻已亡故,庭院的景物只能加深他的悲哀。首句“泣幽素”三字,已为全篇定下凄凉冷艳的基调。“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首两句帘外,这两句由帘外写到帘内,由花而人。日高帘卷,娇儿幼小无知,还不懂得失母之哀,只是无忧无虑地抱枕而眠。诗人《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有“失母凤雏痴”,也以“痴”状小儿失母的无知。此诗“痴”字后缀以“若云”——像云雾一样迷离恍惚,更见小儿的不懂事。这里,以小儿的不能为大人分忧加倍写出大人之忧,这种写法,与韦应物悼亡诗《出还》所云“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同一机杼。首二句以素花同愁渲染,次二句以娇郎无知反衬,一帘外一帘内,从不同角度写出妻亡之悲。
次四句写内室的枕、簟。人亡物在,睹物生悲。“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龙宫石,传说为龙女所有。诗人《西溪》:“凤女弹瑶瑟。”诗人极爱妻子,故以龙女或凤女加以比拟。“秋色”,形容女子明亮的眸子。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此诗“割”字似受其影响,且更生新。枕石如明眸,比喻亦新奇。睹枕如见亡妻双眸,炯炯明亮,含情脉脉,仿佛正在和自己交流情感,仿佛正在用眼神说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诗人不能不倍感凄怆伤怀。“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簟席上已不见王氏的玉体,只有一床翠绿的罗衾在上而已。可以想见,孤灯长夜,诗人多少次在梦中与王氏相见,“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来夜》”(《正月崇让宅》),不仅与她留下的余香共语,而且仿佛听见她的歌声。然而一梦醒来,玉簟罗碧依旧,伊人已杳,孤独凄凉,何其难堪。这四句,一得一失,得非真得,失为真失,以非真得衬真失,更见惨痛。
“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当时王氏一语未出,脸已带悲辛之容,现在看来,并非事出无原,原来她那时已经预感将不久于人世,自己却是那样粗心,竟然没能觉察出来。今日忆及前事,真是后悔莫及。徐幕归来,人已不见,但睹伊人平日喜爱的锦瑟而已。“长”,久;“锦瑟”之长,正见人生之短、王氏年寿之短,见瑟思人,愈感铭骨悲痛。此四句一昔一今,一人一物,写昔事更见今情的悲怆,物长在而人已亡更见感伤。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涧底松”,语出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涧底松喻有才能而地位低下、困穷的士人。李商隐浮沉仕途,一生坷坎,故亦有此叹。黄蘖味苦,古乐府常以双关手法,以黄蘖隐指苦,如:“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此诗“山头蘖”,有苦辛日长之意。这两句看似诗人自叹身世,实则仍与悼亡有关。诗人与王氏结婚十四年,伉俪情笃。王氏是李商隐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知己。李商隐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和打击,而王氏能相濡以沫,与之分忧,给诗人莫大的慰藉。商隐应试落第,王氏便捎信安慰他,故诗人有诗云:“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无题》)。如今王氏已不在人世,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中,又有谁能给他以温暖,又有谁能和他同济风雨!念及此,诗人就不能不感到来日苦多了。今日苦辛,明日更加苦辛,这一切都由王氏亡故所引起,写的虽然是己身的不幸,用意却在悼亡。最后两句,“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为设想之辞。汉乐府《上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翻”,极写其愁,此一;二,即使天翻地覆,亦不与君绝,反用《上邪》之意,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现在是一死一生,将来在天国,或在来世,该会有相见的一天吧!不过,沧海桑田,宇宙茫茫,即使相逢,也不一定相识。归来“人不见”,将来“不相识”,将悲愁又翻进一层。钱良择评这两句说:“设必无之想,作必无之虑,哀悼之情,于此为极。”这四句一今日一明日,一现实一未来,明日、未来所设想的愁苦,无疑加深了今日现实的愁苦。明日未来为虚拟,今日现实为实写。人们在悲愁已极时常将希望寄于未来,寄于来世,在诗人看来,未来与来世无希望可言,真是愁绝。
人亡物在,借物寄慨,在悼亡诗中很常见。潘岳《悼亡诗》云:“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沈约《悼亡》云:“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商隐此诗也不例外,触物生情,最为感伤。但此诗和潘、沈二诗也有不同处。潘、沈二诗用笔直朴,颇有古风。此诗“玉簟”、“罗碧”等语,冷中有艳,意象鲜明。此诗的枕、簟与潘诗的“帏屏”、“翰墨”,沈诗的“帘屏”、“帷席”等都与各自的亡妻有关,但商隐不仅写了物,而且由枕联想到王氏的眼神(秋波),由簟写及王氏的体态(柔肤),亡妻的形象具体,历历在目,较潘、沈二诗似有情韵。结构上,“已不见”是其主旨,“泣幽素”定其基调。先空间后时间,空间则先室外后室内;时间则先眼前后往昔,接着又是眼前,最后写未来。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为一节;每节悼亡的角度不尽相同,但相互关联、补充。如前所述,一节之中又有两层安排得极为巧妙的意思,或正或反,或得或失,或今或昔,或虚或实,以反写正,以得写失,以昔写今,以虚写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可按。
这首诗,紧紧扣住一个“火”字,多角度再现萤火虫的形象特征,四句诗,就是萤火形象的四次“造型”:“着人疑不热”,从人的感觉写。萤火虫明明有火光一闪一闪,可附在人体,人会惊奇──有火怎么不放热,突出了其放光而不发热的特点。“集草讶无烟”,从其栖息处所写。萤火从腐草中产卵繁殖,故古人误以为萤乃腐草所化。《礼记?月令》云:“腐草为萤”。古代不少咏萤诗也沿用了这种说法。如沈旋说萤火是“火中变腐草”,刘禹锡也说“陈根腐叶秋萤光”。这种说法自然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但其喜欢草堆中栖息却是事实。草堆上明明有点点火光,草都不燃起来,无烟无焰。第二句诗,既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萤火虫发出萤光、不热不燃的特点,又使读者知道了萤的一些生活习性。“到来灯下暗”,写出了火光的微弱,作者从对比的角度写,以灯光的相对明亮,突出萤火虫的微弱特点,用了比较衬托的手法。“翻往雨中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画面:一般的火,风一吹、雨一浇,便熄其光焰。而萤火呢,它的萤光并不受天气环境的左右,在雨中,仍能翩然起舞、星光闪烁……诗人就是这样,怀着对萤火虫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其进行细致入微、多侧面的观察,从而将其形态的多姿多彩、形象的各种造型推到了读者面前,使读者也顿生怜爱之情。
用铺陈的手法,再现了萤火的形态之美,表现了一个皇帝闲暇时的专心致志、细致入微,由于多侧面描绘,形象完整,也给读者留下了具体、深刻的印象,而且其对写作对象细细观察的写作态度,用墨如泼、多方勾勒的写作技术,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萧绎居位显赫,养尊处优,自然无需“忧谗畏讥”,对自然的观察描绘虽能穷形尽相,但要他涌出多少感慨、掘出多深寓意,这很难做到,所以他笔下的萤火虽很有美感,但充其量是供人欣赏玩味。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