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室内,亡妻逝去后的尘帘飘带、妆奁翠翘等遗痕遗物,由此触发了对亡妻的深深的悼念,致使通宵不眠,清泪偷弹。“尘满疏帘素带飘,真成暗度可怜宵”,夜已深沉,窗帘上落满尘土,风儿静静地吹了进来,只见素带飘动——这是惟一的“动”,除此之外,世界一片死寂。这个夜晚,难道真的就要这样伤痛地度过。初四之夜,不但是个“可怜宵”,还要“暗度”,自是凄凉孤寂之意。想纳兰性德和卢氏此时,也正是风流年纪,而本是最当珍重的一个晚上却只有纳兰性德一人孤单度过了,又该是怎样一番感触。“疏帘”“灰尘”“素带”这几个意象整体给人营造出来的感觉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往事尘封。“几回偷拭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纳兰性德在这个寂寥的夜晚,好几次想起妻子,总要偷偷地抹上几回眼泪。忽然看见妻子的梳妆盒旁边躺着一支翠翘,更不由得睹物思人。在这个场景里,纳兰性德是一个人夜不能寐。但他不睡,别人未必都陪着他不睡。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沉思往事,所以流泪也就流泪了,犯不上“偷偷地抹去眼泪”,又没人看,词中就是虚笔了,“偷”作为一个符号意象,所传达的一个意思是:情何以堪
下片又扩展到室外,用室外之景进一步烘托出难耐的愁情。“惟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朝”,夜不能寐,转眼已是五更天,马上就要天亮了。“落花朝”即落花时节的早晨。十月初五不是落花时节,五月才是。卢氏之死正在五月。纳兰性德由妻子的生辰想到忌日,“依旧”二字无限悲伤:说到底,妻子也不可能死而复生,失去的便永远也回不来了,以后的每一天都是一个落花朝呀。“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凄风打画桥”,最后两句以景语作结,强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室外景象依然,同样的“落花朝”,同样的“画桥”,但却生死殊途,物是人非了,故而今日只有长恨复长恨,痛苦难消,百无聊赖。
这首悼亡词写得尤为低落惨淡,此时的纳兰已经英雄气短,唯有儿女情长,他失去了一生的红颜知己,虽然还有很多好友还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是妻子是他们所不能代替的,因此纳兰不会再有幸福,他甚至还在这首词中流露出对人生的厌倦。
这是一首咏物诗,也是一首宫怨诗。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德容兼备,初时颇得宠幸,便成帝后来移情于另一淫而妒的妃子赵飞燕,班婕妤被迫离开皇帝,自请迁往长信宫,与太后同住,在那里度过了寂寞而凄凉的岁月。班婕妤的遭遇在宫廷妇女当中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历代诗人反复歌咏的一个题材。但本诗的构思却非同凡响。诗人不是泛泛地歌咏其事,而是抓住长信宫中草这一小小的景物,即小见大,即物见人,在这一习见的题材上翻出令人难忘的新意。
“委翠似知节,含芳如有情”深秋季节,当班婕妤在长信宫庭院中漫步之时,她看见本来的满园青草如今都已色衰翠减,一片枯黄。这些草儿仿佛知晓节令一般,当秋风渐紧、严霜频降临之时,便收敛了它的翠色。但阵风吹过,枯草丛中飘来阵阵余香,似乎这些微小的生物,并不甘心自己的青春的消陨,还希望有情之人来亲近自己的芳泽。这两句运用了拟人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一种移情之笔。小草“知节”而“委翠”,与班婕妤见成帝宠爱赵飞燕而自请迁长信宫以避祸,不是很相似吗?小草虽然枯萎,却依然“含芳如有情”,与班婕妤的气质高洁,和她虽备受冷落,却不忘对成帝的一片旧情,不是颇为相似吗?当人们咏读这些诗句,对小草致以深切同情的时候,便自然而然会对导致小草凋零的恶劣气候产生憎恶之感。严霜、寒风扼杀了小草的生机,而帝王的喜新厌旧,使班婕妤这类宫廷女子的青春与生命过早凋零,不也像风霜一般的残酷逼人吗?不过,小草随“委翠”却仍“有情”,因为宫廷中的女子,除了期待皇帝的眷顾,别无出路;从诗人来说,则是遵循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
正因为“有情”,因此班婕妤对成帝虽心怀怨尤,却依然没有绝望。据 《汉书.外戚传》,班婕妤在长信宫曾作赋自悼,中有“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只因不忘旧情,因此每日俯瞰殿前石阶,祈盼看到成帝履迹。本诗的后二句,应当是从这里化生出来的:履迹日日如此稀少,以致于中庭的草儿蔓延滋长,简直要向石阶延伸过来了。这无声的生长着的小草,正是含有无限哀怨的班婕妤的象征。在这里,诗人不着一个怨字,而巧妙地给无感情的小草赋予感情,使女主人公的满腔愁怨,表现得更为深婉,从而也更能令读者为之低回感叹、黯然神伤。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谈到过比喻之多边。以这首小诗而论:前二句以草比喻女子气质之高洁以及命运之不幸;后二句则隐以草比女子无尽之愁思。虽同为长信宫中之草,但前后寓意所指不同,这就使得这首短短的小诗,亦包含了相当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寓意。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