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通过写景表现时光的流逝,来烘托心中的闺思。下片通过人物行为表现对心上人的思念,情感委婉、真实。
上片从分手的时候写起:“去时梅萼初凝粉,不觉小桃风力损。”唐刘禹锡《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遗山姜花以答之》:“驿马损筋骨,贵人滋齿牙。”这里指桃花被风摧残而凋谢。这两句是说:分手的时候,梅花刚要长出花蕾,不知不觉小桃花也已经凋谢。“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归期无定准?”梨花在清明前后开放。晏殊《破阵子·春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是说:开花最晚的梨花都已经凋落,你因为什么事耽搁还确定不了归来的日期?上片三折而下,写心上人久不归来,闺中人相思日重。
下片前两句具体描绘相思之情:“阑干倚遍重来凭,泪粉偷将红袖印。”“阑干倚遍”,说明登高盼归次数之多,而又“重来凭”,表现出相思之深、之切。“泪粉偷将红袖印”是说擦拭眼泪把衣袖弄上了脂粉。“偷”字表现出相思之情怕人知道的害羞之态,将情感写得很含蓄。结语由盼心上人不归,转而怨恨蜘蛛、喜鹊:“蜘蛛喜鹊误人多,似此无凭安足信。”这两句是说:蜘蛛和喜鹊已多次报喜讯,但心上人始终未归,真是“误人”不浅,像这样地不讲信用怎么能让人相信。不怨人不归,而怨蜘蛛、喜鹊“无凭”,无理而妙。
此词以浅近质朴之语,曲折表现思妇幽怨之情,足见词人笔力不浅。
这三首诗是苏轼在1062年(嘉祐七年)冬末写的组诗。组诗的原题邀:“岁晚相与馈问,邀‘馈岁’;酒食相邀,呼邀‘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邀‘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邀此三诗以寄子由。”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治所在今河南商县)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
《馈岁》全诗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四句邀第一节,交代馈岁风俗的依据。一年的农事中,大家互相帮助,大功已成,终年劳苦,岁暮的余暇稍纵即逝,所以不计较物品,以物相赠,以免造成“邀欢无及”的遗憾。这几句交代背景,点明题目。“邀欢恐无及”五字,直贯三首。“假物不论货”紧起下文八句。第二节八句,举出馈岁之礼,人们各随各自的财力。两句总领下六句,下六句分说,“置盘”二句承接上文,“富人”四句是就贫富而言。盘鲤、笼兔,富家的彩绣耀眼,贫家的“微挚”(“挚”同“赞”,礼品)是“舂磨”(指粮食加工的粉糕之类),使人如同置身于络绎往来的岁暮馈送队伍中,这是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作者未着议论,自有赞美故乡风俗醇厚的意味。最后四句邀一节,将内容引到写诗的当前。乡风(对照“官居”)二字总束前文,又联系下面两首。“独唱”句又呼应“官居”二句。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思念亲戚之情流于言外。
这首诗着重对比以见意抒情。前面十二句乡风之淳美,和后四句官居之冷落是一大对比,中间山川、鲤兔、彩绣、舂磨是贫富的对比。语句既形象又凝炼,除给尾两句外,全邀对偶句,在苏轼早期的五古中,这是精心刻画之作。
《别岁》从“别”字着眼,十六句,四句一节。第一节用故人之别引出别岁来。故人离别,即使远去千里,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临别时总还有迟迟不忍别的情意。而“岁”却一去不可复追,临别更应郑重对待,这就说明“别岁”的风俗非常必要。既已点明“别岁”,本来可似接着写风俗,但那样就太平直了,作者却针对“岁行那可追”一句逼出下面四句,章法上作一顿挫,把惜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第二节多化用古诗乐府的成句,如《古诗十九首》:“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叹息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要爱惜时光,自强不息。后世的诗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如李白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白居易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轼也是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而他却用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恰如其分。这第二节既是承上节末句,把与岁月之别写得如此感慨深沉,又邀下节正面写“别岁”时的欢饮蓄势。
第三节正面写别岁欢饮的场面。东邻、西舍、酒熟、豕(猪)肥是互文见义,遥应首篇“农功各已收”句。而写欢饮一点即收,和前首“邀欢恐无及”呼应。第三句写热闹欢饮,末句却一落千丈,回到上两节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是一般文人,这一节多半要着力铺写,而作者却只用两组对句带过。别岁之意交代完毕之后,表面上题意已尽,但诗人忽然又从这一年联想到第二年,和一、二两节呼应,使感慨更加深沉。这就犹如图画,层峦迭嶂,使人有丘壑无尽之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忽出新意,意虽酸辛,语却略带幽默,这是苏轼诗后来的一大特色。纪昀评苏轼诗时称赞“此首气息特古”,又评这最后一节说:“逼入一步,更沉着。”赵克宜《苏诗评注汇钞》卷一说:“沉痛语以警快之笔出之,遂成绝调。”这些评论都较中肯。这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青年时代学习汉魏古诗的语言气息;另一方面立意遣辞也有他本身的风格,不像在七言古诗里那样笔锋犀利,才气逼人,常常一泻无余,说得太透太尽,而是才情内敛,耐人咀嚼回味。
最后一首《守岁》也是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六句联系上一首《别岁》,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与前二首又别。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以蛇来比“岁”,又是泛泛设喻。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尽,和《别岁》紧密呼应,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系其尾”虽然字面上用的是《晋书·贾后传》“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邀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尾巴梢,不可能系得住。诗人以这样六句开头,表面是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先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格外亲切。最后四句邀一节,与篇首第一节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十字,字面上虽然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但意在勉励弟弟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言外有互勉之意。赵克宜评此十字说:“一结‘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无聊自慰语也。”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尾,有积极奋发的意味在内,使全诗精神斗然振起,不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这个评语是有见地的。
三首诗是一组,每首也都是十六句。古人讲究章法,写组诗既要注意各首间的有机联系,又要注意几首的写法不可雷同,要各有不同的入题、展开、收束的方式。杜甫的《羌村三首》就是范例。这三首诗虽然都是八韵,都写岁暮乡俗,但虚实开合,变化各异。第一首全用赋体,对比见意。语句凝炼,多用偶句,实写多,虚写少。第二首先用故人之别衬出别岁之情,一变《馈岁》中的对偶,而多化用成句,散行见意。从题前写到题后,由旧岁引到新岁,正面占的比例少,是虚多实少。第三首先用六句以比喻反面入题,和前两首都不相同。中段用六句正面实写守岁情景,虚实相间。末四句大起大落,收束全诗。
苏轼的七言古诗才气横溢,早年的五言古诗也法度谨严,语言洗炼,不枝不蔓。这三首诗可以作邀苏轼早年短篇古体诗的代表。
这是游子他乡思旧之作。先由清明后花落写起,接着叙游子悲愁。“曲岸”、“垂杨”两句道离愁,“楼空”两句写别恨。换头“闻道”紧承“燕子能说”,揭示“空楼”中佳人当时处境:“帘底纤纤月”,月不圆人也不团圆。“料得明朝”又翻出新意:果真能见,但她可望而不可及。吞吐顿挫,道出佳人难再得的幽怨。
此词上阙中:“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时屏寒怯。”清明时节,春冷似秋,东风惊梦,令人触景生情,萌生悲凉之情感。“又”字点出前次来此,也是之个季节。暗合于唐人崔护春日郊游,邂逅村女之事。“客梦”暗指旧游之梦,“一枕寒怯”之孤单又暗衬前回在此地的欢会之欢愉。果然,下边作者按捺不住对往事的追忆:“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曲岸、垂杨,宛然如旧,而人去楼空了;只有似曾相识之飞燕,在呢喃地向人诉说,为人惋惜而已。末句化用东坡《永遇乐》“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词意,却能翻出新意,颇有信手拈来之感。这五句,作者回忆往日惜别感伤此时不得复见笔落之处愁思可见,这隐隐含悲之语在其词作中少有。
此词下阙则歇拍处意脉不断,承接上片回忆之感伤一气流注而入下片:“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绮陌”,犹言烟花巷。纤纤月出于帘底,指美人足,典出窅娘。极艳处,落笔却清雅脱俗,此亦稼轩之出众之处。至此可知此女是风尘女子。这里说不仅“飞燕”知之;向行人打听,也知确有此美人,但已不知去向了。惆怅更增,所以作者伤心地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时山千叠。”上年惜别的旧恨,已如流水之难尽;此时重访不见的新恨更如乱山时叠,令人如何忍受。皖南江边山多,将眼前景色信手拈来,作为妙喻。用意一唱三叹,造语一波三折,稼轩为词,达情至切他人有感而觉无可言者,他都能尽情抒发。如镜里花难折,似有未了之意但不知从何说起。稼轩则又推进一层,造成了余意不尽的结尾:“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意思是:那时,想来她也该会吃惊地、关切地问我“你怎么添了这多的白发啊!”只能如此罢了!
全词以想象中的普通应酬话,写出双方的深挚之情与身世之感叹。这白头,既意味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又饱含着“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愤,真可谓百感交集。写到此,恋旧之情、身世之感已浑然不可分,大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意味,实为借恋杯之酒,浇胸中感时伤事之块垒。因为有此一结,再返观全词,只觉得无处不悲凉。这结尾,也照应了开头的岁月如流,于是归结到萧萧华发上,就此顿住。
辛词郁积如山,欲说还休。清真所为是笔触纤细、笔笔勾勒的工笔仕女图;稼轩作成的却是洒脱爽健、一挥而就的泼墨写意画。这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是词人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造成的。同时也能看出稼轩词作风格之独特,确实与众不同。
前八句写张稷来访。“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这两句所写未必都是实情,作者这样写是表示落职之后地位的卑下、生活的艰辛,以反衬张徐州来访情谊的珍贵。下面转述孩子的告语。“有客款柴扉”,这客就是张稷。孩子的话是说客人的排场,但不直指客人,而是先讲客人的随从穿戴、乘骑是如何豪华,后讲客人的车盖、符信如何辉煌、炫目,那么客人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轩盖照墟落”,还有惊动村民的意思,“传瑞生光辉”,也见出村民的羡叹。孩子这样说,符合作者的观感,逼肖其口吻;作者这样写,也避免了面谀,用笔显得委婉。这样铺写朋友车骑盛况,更见得此访非同寻常。
中间八句写闻朋友来访的心情。“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作者一听说就怀疑是张徐州,转而又觉得好像不是。怀疑是,见出对张稷的信赖,朝中往日友朋当非仅此一人,而在作者看来他是最可相信的。怀疑非,乃炎凉世态造成,下面写到:“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作者说:这种情谊以前听说有,现在差不多看不到了。古语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朋友间因地位变化而冷淡的太多了,因此作者怀疑身为徐州刺史的朋友会来看望他。“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闱?”作者说:世态皆是这样,而张稷为何还要来看望我这丢官的人呢?上面展示的这些矛盾心情,说明作者受世态刺激太深了,作者越怀疑越说明世风的浇薄;同时作者这样写,实际上也是有意对照两种交态,以赞扬朋友的高谊。作者这样“是耶非耶”地用笔,实在高妙。“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引用范张鸡黍典故。下一句是省略句,“挥”的对象为酒,用陶渊明《还旧居》“一觞聊可挥”。这两句说:遗憾的是未能杀鸡作黍、与朋友把酒欢会。朋友来访他未遇到,感到十分遗憾。这里用典很巧,姓氏正同。把自己与张稷的交谊比作范式、张劭,这是对朋友的赞美,对二人间情意的自重、自珍。
最后四句写对朋友的思念,落实到题目上的“赠”字。“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这两句说自己对友人非常想念,但又不能相见,故曰“徒”、“空”。“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徐州在京都的西北方向。这两句说:请天上的大雁为我捎封信给张徐州吧。托雁传书,嘱飞西北,见出情意的殷切,从这两句告语中,分明见有翘首西北的诗人在。这里“寄书”的书,其实就是这首诗。
这是一首赠诗。赠诗一般的写法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情意,表达对对方的祝愿等意思。而这首诗的写法主要写对方的来访,通过对方不寻常的来访见出深情厚谊,然后以对深情厚谊的感激还报对方,可以说这是以其人之情还报其人。这首诗多叙事,情事写得很具体、生动,告诉友人来访时何以未遇、稚子如何转告、听到这情况时自己的心情,像是絮话一般。这又是书信的写法了,可以说是以诗代书。这两种写法在作者的时代还是少见的,很是新鲜别致。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