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共二十句,平仄声交替押韵,不断换韵,诗意也不断地转换。首四句,押平声“寒”韵,诗人自叙应河南府试时的贫窘状况,母亲给予的马很瘦弱,族人借给的住宅墙垣断缺,院里小径纵横,破篱上挂着几颗残枣。次四句换押上声“有”韵,转写皇甫湜失意潦倒的近况,他解下黄绶,脱落衣冠,早晓沉湎于饮酒。“枉辱”四句,上、去声“潸”、“铣”、“翰”韵通押,叙述自己蒙皇甫湜赏识,方欲荐引。但一到长安。又遭排摈,诗意正指皇甫湜支持李贺赴京应礼部试而遭失败的往事。“那知坚都相草草,客枕幽单看春老。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四句,上声筿、皓通押,控诉礼部官员选拔人才,草率从事,又描写自己应考失败后憔悴失态的情状。结尾四句,换押平声先、寒韵,诗人向相知的前辈坦陈心胸,意欲向吏部上书。“长如天”,以浩无边际的空间,比喻时间之久长。后来的事实证明,皇甫湜与李贺再也没有碰过头,正是“长如天”。
李贺想通过科举,作为仕宦的正途,从而实现自己进步的政治理想。但在“任人唯亲”路线的抑制下,这种希望是难以实现的。从亲身“逢楔犬”的遭遇中,诗人对“坚都”这批握有用人重权的腐朽势力,发出了“相草草”的怒斥,表明他已经感受到当时政治的黑暗,表达了他对腐恶势力压抑人才的憎恨。诗人情绪很复杂,所以此诗题为“杂叙”,很切题。诗中所述人事,所抒情感,情真意切,为读者深入认知李贺生平事迹及其交游,提供了重要依据。
吴闿生《跋李长吉诗评注》:“昌谷诗上继杜韩。”韩,就是韩愈。李贺诗深受韩愈的影响,此诗就是一例。《仁和里杂叙皇甫浞》不论叙事、抒情、造语,均极奇崛,绝去畦径,有韩愈的风调。全诗想象奇特,峭拔警迈。诗笔纵横腾跃,运用古体诗用韵比较自由的特点,多变的韵脚与多变的诗意相配合,造成韵脚密集,韵律谐和,读来朗朗上口。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天仙子·好在软绡红泪积》况味颇有拟古之风,遣词造句古朴雅致却不见笨拙,只识真意境,收篇一句更为点睛之作,含婉深细。词句叙说相思离情别绪,依三个层次进行描述:
首二句说菱丝碧。谓漏痕斜罥,指上面草字行行,犹如菱蔓斜挂。又谓软绡红泪,指上面凝聚泪痕,仍依稀可见。这是对于来书的描述。好在说明感情不变,温爱依旧。因为有实物见证,软绡下留下红泪。这时第一层意思。
中间三句说玉关秋。谓于秋尽之时,在玉关接到来书。用古钗脚写成的书信。
古钗与上面的漏痕,指草书,亦指泪痕。如果说漏痕斜罥的菱丝碧为专指,那么,古钗封寄当是泛指。表示出征关塞,接获兰闺锦字。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广。以下两个三言短句,就一个“秋”字,加以引申,将天下这征人、思妇所造成的两地相望,重会无期的局面,展示出来。这是第二层意思。
最后的“不信鸳鸯头不白”,以“不信,不;信,一定”的模式,表示虽遥隔千里,但始终坚信,将相守终老。其所信守,与“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列女操》)一样决绝。这是全篇的总结。
三个层次的铺排,其中心意思,即所谓作书寄远者也。征人思妇,相思念远,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题材。《昭代词选》辑录纳兰此词,副题为“古意”,表明是一种仿古之作。乃复制品,并非原创。当不一定来真的,未必有真感情在,比如王国维所说,“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不一定用心,用生命书写,或者歌咏。也许只是一种游戏文字。并且因为用典,以故事说故事,亦很难相信就是自身的体验。但其将个别推向一般,却更加带有普遍意义。未可等闲视之。
词开头两句用典可谓十分恰当,以浑朴古拙之笔写妻子寄来的轻纱,浅叙白描,却不失情真意切,深致动人。首句用一锦城官妓灼灼之典,《丽情集》中说:“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御史裴质与之善。后裴召还,灼灼以软绡聚红泪为寄。”此处软绡,饱含款款相思之情。“古钗封寄玉关秋”亦用古钗之典,深切委婉地表达了归乡之思,表达了他对爱妻的深情思念。而结句犹显含婉深细,“不信鸳鸯头不白”,是反用李商隐的《代赠》中“鸳鸯可羡头俱白”,也有欧阳修《荷花赋》中句子:“已见双鱼能比目,应笑鸳鸯会白头”,亦是“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之意。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王士祯的山水诗在清代堪称绝唱,是其神韵风格的典型和标范。然而他的田园诗作品也别具风神。这类作品数量上虽然不及山水诗多,其地位却不可低估。其实王士祯正是从描绘家乡的风光起步,开始他的创作道路的,乡村题材的创作蕴含了渔洋对故乡山东新城的热爱和童年生活的追忆。由于这种种原因,他的田园诗往往具有一种虚实相融的特点,景外之意颇多,当然这又成为神韵风格的某种体现了。
全诗纯用白描,一般人们称诗歌的简笔勾勒为白描,其实白描正可分为泛写和特写两种。
“十里田田荷芰风,渔舠如叶出花中。”是泛写作者所见之景。时值初夏,湖面一片丰满硕大的荷叶,中间簇拥着无数清香四溢、亭亭玉立的荷花,一阵风过,荷叶轻摆,仿佛掀起一层厚厚的碧色波浪。“田田”一词在西汉乐府中就有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除非你亲眼见过江南的荷塘,否则难以想像它表现的那种荷叶相连相靠,自在自足的神境。“渔舠如叶出花中。”这句写湖中的小舟。高高的荷叶隐没了小船,不驶到近处,根本看不见。诗人用了一个“出”字,它把“莲花过人头”的情景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后两句则是特写。“鹅儿湖北烟初暝”黄昏时分,暮霭渐渐升起,湖面不觉转向暝色,此时天空尚残留着几缕红霞,霞光反折下来,湖面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红雾般的折光中。
“背指明霞几缕红。”一句写舟人动作最为传神,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舟人们正在交谈,其中一人用手指着天上几缕火红的彩霞。诗人在描写时,特别点出了动作的方位,意味深长。渔人们在捕鱼,并没有为欣赏彩霞而停手转身,背着身指是很自然的,这是其一。霞光四映,无处不有,看见身边的彩光,自可想像天上的彩霞,这是其二。其实渔人们对这幅美景早已熟悉,不用看就知道,知道了还是忍不住要赞美,这是其三。诗人在描写这个画面时,对这种生活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默契的程度,所以能抓住这最有韵味的动作,来精确传神地表现对生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