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如双翅蝶，身在四禅天。
素饰罗为幌，芳茵锦作筵。
心如怀宠辱，未必得安然。
魂如双翅蝶，身在四禅天。
素饰罗为幌，芳茵锦作筵。
心如怀宠辱，未必得安然。
这是一首悼亡词。上阕首三句，词人引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的典故，写自己在梦中与亡妻相会时忽然醒来，似真似幻，有种恍惚的错觉。接着，“怅兰膏渍粉，尚留犀合；金泥蹙怅，空掩蝉纱”四句，词人回看房中妻子lEt日之物，睹物思人，感慨物是人非，不觉黯然神伤。 “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三句，词人发出深切的悲叹，但爱妻既已死别，纵使词人悲恸欲绝，高呼“归来也”，也无法唤回爱妻芳魂，星前月底，梨花树下，只有词人独自伫立惘然。
下阕首三句，词人抒写了在爱妻逝去后，自己奉父母之命续娶官氏的感受。纳兰心念亡妻，虽续弦，却与官氏不甚和睦，所以更加追思已逝的爱妻。 “但无端摧折，恶经风浪；不如零落，判委尘沙”四句，词情凄绝，如泣如诉，仿佛词人将满心悲戚之感和盘托出。再想起当年爱妻念书读错了字，被自己指出后就赌气泼茶，以及晚上亲手修剪灯芯的情状，那份亲昵、爱恋再也掩藏不住。但纵使情深似海，如今爱人逝去已成定局，词人无力回天，往事也已成空，即使帐中有一佳人，但此佳人也并不似亡妻，词人也就再无可以爱恋的人了。
全词情味极佳，词人将自己绵密、深沉、复杂的情感付诸于笔端，丝丝入扣，婉转低回，真挚感人，读来荡气回肠。
《题郑防画夹五首》，是黄庭坚题咏郑防画夹中作品的组诗。郑防是藏画的人，画夹相当于现代的集锦画册之类。
第一首诗题惠崇的画。惠崇是僧人，能诗善画。《图绘宝鉴》说他“工画鹅、雁、鹭鸶”；《图画见闻录》说他“尤工小景，为寒江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正因为惠崇的山水、花鸟饶有诗意，才格外引起诗人品题的兴味。王安石、苏轼都有诗题咏他的画。苏轼的七绝《惠崇春江晚景》，更是脍炙人口。黄庭坚这首诗的首句六字，既点明画的作者，又描绘出画境。画中景物并不止“烟雨”、“归雁”，但作者有念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诗中给人们展现了一幅烟雨归雁图。二三句承上，一气而下，写因欣赏画中景色而生幻觉：恍惚之间，好像坐在潇湘、洞庭的烟波之上，目送行行归雁，乡情油然而生。诗人很想唤一叶扁舟，回归故乡。第三句中的“唤”字，有的版本作“买”。“买”字不如“唤”字灵活。这三句不仅笔致疏朗轻淡，传写出画中的“虚旷之象”，而且化画境为实境，融入思归之情。第四句从前三句中跌落，描写诗人身心已沉浸于幻境之中，忽听得友人说：“这是庭青！”才恍然省悟，知道错把画境当作真境。这样结尾，峰回路转，饶有情趣。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郭熙《林泉高致》），诗画有相通之处。因此，诗歌可再现画境。但以诗题画，一般不宜于全写真境，更不宜全写画境。全写真境，变成了山水景物诗，不成其为题画诗；全写画境。用诗句一一描述画中景物，无异于舍弃诗歌的想象和抒情之长，容易写的呆滞而无生气。沈德潜说杜甫题画诗：“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发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晬语》）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便从画面引出真景，又由真景返回画景。黄庭坚这首诗，便学习了杜甫题画诗的手法，使画中之景与画外真景水乳交融，并同人的感情发生交流。
杜甫的题画诗，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在描绘画境中道出画理。如《戏题王宰山水图歌》，因题画而道出“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的艺术见解。黄庭坚在此题的第二首诗，题咏的是郑防收藏的郭熙的画，也运用这一表现手法。郭熙是北宋山水画家，其画强调“取势”。他说：“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他的山水画论《林泉高致》提出的“三远”——高远、平远、深远，就是要取山川之远势。黄庭坚对绘画有很高的艺术素养，所以这首诗的前二句“能作山川远势，白头惟有郭熙”，是很精当的评价。三四句具体咏赞画夹中郭熙之作。郭熙曾为苏才翁家摹写宋初北派山水画家李成的《骤雨图》六幅，因此笔墨大进。诗人在郑防画夹中得以见到《骤雨图》真迹，非常兴奋。但三四句不直说，而是曲折达意。自从见到郭熙画后，他禁不住跃跃欲试，也来摹写《骤雨图》，但一时找不到六幅好绢。“鹅溪”，在今四川三台，以产上好画绢著称。把六幅画绢说成是“六幅鹅溪”，以出人意料的语言，创造出新奇的意象。溪水清澈透明，恰似皎洁轻柔的画绢。黄庭坚学杜甫诗，以善于锤炼句法、字法著称，于此句可见。这两句既奇警，又自然天成，而且给整首诗增添了盎然意趣，补足前二句之意，使全诗不流于枯燥。
从章法和句法来看，第二首诗的第三、四句，一起一落，折出笔势，同前一首的第三句一气连贯、第四句陡然转折不同。可见诗人用笔灵活多变，决不重复，总是力求创新与出奇。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